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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第2页）

帝盖鉴于明末禅门党同代异之弊，徒在知见上逞机锋，而忘却向上一著，故慨乎言之；观《御选语录》后序中：性音劝帝研辨五家宗旨，帝谓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过权移更换面目接人；可知帝乃不承认有五家之区别；而主张五家一致之说者；其驳弘忍之《五宗救》，特就门户之见最甚者斥之耳。上谕又云：

粤稽三教之名，始于晋魏；后世拘泥崇儒之虚名，遂有意诋黜二氏；朕思老子与孔子同时；问礼之意，犹龙之褒，载在史册；非与孔子有异教也；佛生西域，先孔子数十年；倘使释迦孔子接迹同方，自必交相敬礼……后世或以日月星比三教，谓某为日，某为月，某为星；朕意不必如此作拘碍之见；但于日月星之本同一光处，喻三教之异用而同体可也；观紫阳真人之外集，自可无疑于仙佛一贯之旨；道既一贯，愈可以无疑于三教并行不悖之理；爰附及于此，使天下后世，真实究竟性理之人，屏去畛域，广大识见，朕实有厚望焉。

由上言之：可知帝更主张三教一致之说者；以《史记》孔子问礼于老聃之故事，引证儒道二教之根本相同；并引隋李士谦以佛比日，以道比月，以儒比五星之说而修正之；此亦宋明以来三教合一论之影响，而帝之主张，更为鲜明也。

（丁）乾隆帝之刻经事业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振兴佛教，比诸唐宋开国时，亦无逊色。至乾隆帝则尽力于雕刻大藏经、及翻译国语藏经等，亦伟大之事业也。明万历十七年所刊大藏，计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乾隆三年，乃敕选后世大德著述，增入藏中，为千六百七十二部，七千二百四十七卷，名曰《大清重刊三藏教目录》；从事雕刻，即所谓《龙藏》是也。然清代雕刻藏经，在康熙帝时，已编集《圆觉》、《金刚》、《楞严》、《维摩》、《仁王》、《楞伽》、《深密》、《涅槃》、《心地观》诸部般若等二十二经，在内府出版；此《龙藏》乃经始于雍正帝，至乾隆帝而完成者也。《汇刻书目》第十九册卷首释藏之夹注下，有云：“我朝雍正十三年，特开藏经馆；收奇黜妄，整理编刊；命和硕庄亲王等董其事，至乾隆三年竣工，颁发各省寺院；诚巨典也。”此可以为证矣。

乾隆帝又以满洲语翻译《大藏经》；《卫藏通志》卷首载《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有云：

若夫订《四库全书》，及以国语译汉全藏经二事；胥举于癸巳年六旬之后；既而悔之，恐难观其成；越十余载而全书成；兹未逮二十载，而所译汉全藏经又毕蒇。夫耳顺古稀，已为人生所艰致：而况八旬哉!兹以六旬后所创为之典，逮八旬而得观《国语大藏》之全成；非昊乾嘉庇，其孰能与于斯？而予之所以增惕钦承者，更不知其当何如矣。

乾隆帝为历代帝王中寿命独长之人；其订正《四库全书》，及国语翻译藏经，经始于乾隆三十八年即六十二岁之时；《四库全书》，历十余年告成；翻译藏经，则费十八年之岁月，至乾隆五十五年始竣工；帝年已七十九岁，其得意欣悦之情，可想见也。又云：

至于国语译大藏，恐人以为惑于祸福之说，则不可不明示其义；夫以祸福趋避教人，非佛之第一义谛也；第一义谛，佛且本无，而况于祸福乎；但众生不可以第一义训之，故以因缘祸福，引之由渐入深而已。

是盖说明佛教之第一义谛，本来空寂，超越于祸福之说；以祸福引诱众生，使之趋避，乃佛教之方便说也。又云：

然予之意，仍并不在此。盖《梵经》一译而为番（西藏）；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至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阙国语之《大藏》，可乎？以汉译国语，俾中外胥习国语，即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不亦可乎？是则朕以国语译《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

由此观之：乾隆帝以国语翻译藏经之本意，可知矣。盖自宋初仿唐制，设译经馆；历元及明，均以刊印《大藏经》，为国家事业之一；清室继之，而有《龙藏》之编辑，意在超越前代，夸耀后世也。然元世祖命帕思巴，始创蒙古新字；至武宗至大三年，召集藏蒙汉及西域学者，从西藏之《大藏经》，重译成蒙古文，称《蒙古藏经》；若清代无满洲语藏经，则视元为逊色；故乾隆帝汲汲图之，而有三方皆为臣仆，不可独阙国语《大藏》之言也。至于藉翻译藏经，希冀以国语普及中外人民，亦为彼大一统之梦想也。国语《藏经》有一百八函，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

乾隆二十四年，帝曾命和硕庄亲王允禄，选择通习梵音之人，将全藏经中诸咒，详加订译；编为《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计八十八卷；附《同文韵统》六卷；《字母读法》一卷；《读咒法》一卷，共九十六卷。当时颁发京城直省各大丛林；今则皆已不存；惟北京之雍和宫及观音寺，各存一部；版藏内庭，亦已散失。近由居士徐文蔚、蒋维乔、陈汝浞等发起，向观音寺借得原本；由商务印书馆影印流通。此四译对照之全咒，亦乾隆帝一大事业也。

（五）嘉、道以后佛教之衰颓

嘉庆、道光之时，国势中衰；当时佛教传承，亦无前此之隆盛；而一部分自命儒教之学者，又墨守韩愈辟佛之成见，尽力排击佛教；僧徒流品既杂，寺庙中几为游民托足之所；遂致自暴自弃，日陷于衰颓而不可挽矣。在此期间，有可注意之二事：即太平天国之排佛，及居士之勃兴是也。

（甲）太平天国之排佛

咸丰年间，洪秀全特起于广西；建立太平天国；以耶稣教为号召，自称上帝之第二子；对于异教，一切排斥；故无论佛寺、道观及民间祠庙；师行所至，皆首先焚毁；神像经卷，破弃无遗；佛教上所受影响，殆匪细也。洪秀全以嘉庆十七年七月，生于广东之花县；七岁入村塾；天资敏捷，酷嗜史学，对古今兴亡大事，辄具卓见，为一乡所惊；后应试不第；见清廷政治腐败，官吏之贪黩，民生之困穷，遂有革命之志。是时有朱九畴组织上帝会，谋兴复明朝；彼与冯云山同往师事之；九畴死，秀全被推为教主；事闻于官，逮捕颇急；乃入耶稣教，借为护符；寻往香港，受英国某牧师教，得为广西之传道员；潜与其地豪杰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结交。会广西大饥，群盗蜂起；啸聚之众，多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人，各从事掠夺；秀全乘机与冯云山、杨秀清等，设立保良攻匪会；正在练兵集饷举旗兴师之时；秀全忽佯死，七日而苏；告其部众曰：“上帝召余，告以天下有大劫，命余出而平之。”遂造《真言》、《宝诰》，用作经典，俾众读之；且曰：“入我乡拜我者可无事；上帝即吾父，耶稣为上帝之长子，余则次子也。”众皆惊异，信以为真；归依者日众。

道光三十年，秀全在平乐府之金田县起事；清室以承平日久，将骄卒惰，皆不能战；太平天国之军，所至克捷；十余年间，奄有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浙江等省，占天下三分之二。以咸丰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太平天国元年；一月元旦，定都南京；秀全自称天王。直至同治三年，太平天国方覆亡。其间经过丧乱之时期，十五年；占领地域，十余省之广；凡在斯地之佛教，皆根本摧灭无遗；即至今日，各省尚多有旧时名刹，未曾恢复者，是诚佛教之大劫也。

太平天国虽以耶稣教为门面，实则自有其信条：除前述之经典外，有所谓《天条书》之制定；强制军民，绝对信仰；其内容禁止崇拜邪神，奖励日曜礼拜，赞美上帝恩惠，并禁窃盗**杀害等，刊行小册；颁布各军队及各官衙；使人人各手一册；军人入营后二十一日，即强制背诵；不能者杀无赦；其严厉如此。兹摘记《天条书》之项目如下：

（一）天条书（意即上帝尊崇论）

（二）忏悔之规矩

（三）忏悔文

（四）朝晚拜上帝之仪式

（五）每饭感谢上帝之文

（六）遇灾病时求上帝救护之文

（七）凡遇生产婚嫁等一切吉事时供物祭告之文

（八）建造房屋及其他土工时祭告之文

（九）升天（死亡）祭告仪式

（十）日曜日之赞美歌

（十一）平时遵守之十诫

观上戒条：已将人生之自胎生以至老死，一切规定于上帝信仰之下；禁止崇拜邪神，则凡我国自古以来之祖先鬼神，概在排斥之列；佛教之不能存在，亦固其所；受祸之烈，盖较诸往昔三武一宗之法难，有过之无不及也。

（乙）居士之勃兴

清中叶后，佛教渐衰；加以太平天国之到处摧残，东南佛法，不绝如缕；同治以来，所以能重整旧规而兴复之，驯致清末民初居士勃兴者；以数十年中，比丘居士，皆有杰出之人；提倡宏布，各尽心力故也。此事关系甚大，请详述之：

时则禅宗如金山、高旻、天宁等之唱导宗风，严整规模；能令入其中者，锻炼身心，变化气质；参方禅和，咸视为大冶洪炉。夫度牒试僧之制，废弛既久；更当大兵之后，削发披缁者，流品不齐；非用宗下恶辣钳椎，何足以祛旧习，振颓风；或讥其未免严酷，非知本之论也。故其有功佛门，实非浅鲜。虽表面上似于在家二众影响犹少；然如下述启发社会信心之诸师，皆自此中锻炼而出者；则饮水思源，即谓今日大多数居士，莫不受诸山之赐，亦无不可。

若就人言之，未易缕指；姑举其德望遍在人口者；有如赤山法忍、天宁清镕、鼓山古月，先主磐山后主留云之密融诸禅师；道高愿宏，随机接引，普及四众。复有台宗谛闲法师之师及师昆弟；大乱甫平，诸山即纷纷聘请宏经；逮至谛闲法师，法事尤盛；大江南北，浙水东西，岁无虚席。贤宗月霞法师，亦复分途并进，大启讲筵。于是男女居士，慕道皈依者，遂如东风启蛰，逐渐萌生，以上就比丘宏法者言之也。

更有特出之居士焉；即江都郑学川、石埭杨文会是已；学川因发愿刻经而出家，号刻经僧。文会见乱后经版无存，而梵册又不易请求披读也；因邀合同志，发起大愿，踵嘉兴藏式，专刻方册藏经；孜孜矻矻，抛弃一切世务，竭尽其精力资财而为之；数十年如一日。古德佚箸，更多方展转向日本购求而归；校刊流布。文会道德学问，既足起人信仰；又以经书购求之易，故在家者研诵益多；遂于民四民七，由旅居北平之居士，两次聘请谛闲讲经，开向来未有之例焉。（向来讲经，皆由寺院发起。）

北平本未遭兵燹；彻悟禅师曾创红螺山道场；其后人复能遵守遗风于不坠。又有清一省元诸师，方便接引。居士信心，已有动机；迨两次宏经，清信之士，乃如萌芽之怒长。南方信士，原多于北；如狄葆贤已于光宣间，在上海创设流通处。继又创办《佛学丛报》；影响颇大。及北平两次宏经之后，上海众居士，亦接踵宏经。由是风发云涌，居士所立讲习之社，念诵之林，流通之所，蓬蓬勃勃，遍及于黄河、扬子、珠江三流域，蔚成今日之气象矣。

一事之兴，必待众缘；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尝试论之：同治以后，若无金山诸寺，以培植本源；无禅讲诸师，以启导敬信；佛门早不堪问矣，何况居士。然若无方册经书之流布，使僧俗便于研读；又岂能有今日之气象。然则居士之勃兴，望前思后，此中关系，诚非偶然也。若上溯清初居士中最著者，则有宋世隆、毕奇、周梦颜、彭绍升诸人；可谓为近世居士之先导。今依次述其历史如下：

宋世隆，字文森，长洲人。年四岁，听父读《金刚经》，即能诵四句偈。既长，补诸生；年五十余，有疾；偶触《华严经》无著无缚解脱句有会；遂长斋断欲，日诵《金刚经》；月余，病起；中秋夕，见堂前角灯，光不透脱；不觉感慨，默坐参究；久之，忽汗下通身，胸中廓然；作偈曰：“主主宾宾无主宾，分明指点愈迷津；偶然风触灯中火，却遇当家旧主人。”时天笠珍禅师，过苏之大云庵；世隆往谒，既见；即云：“龙脑薄荷，香闻天下。”师云：“可要乾矢橛么？”随问云：“如何是乾矢橛？”世隆云：“八面春风。”师云：“来此作么？”世隆云：“不求佛，不求法，要讨个了当。”师厉声曰：“万劫千生不得了。”世隆言下有省。师寻去之杭州南硐；世隆一再往谒之；在堂中有问未生前面目者，世隆应曰：“螺髻峰。”少顷，进见；师云：“好个螺髻峰，只恐未肯点头在。”因举六祖神秀菩提树话，问和尚如何道？师云：“掀倒菩提树，打翻明镜台；髑髅都粉碎，处处绝尘埃。”世隆云：“也不过到此。”师拂衣而起；拍世隆肩曰：“如今可把六祖神秀，并老僧与居士，缚做一束，抛向钱塘江里去。”世隆顿悟临济吃三顿痛棒意旨；遂口占偈云：“生前面目绝追求，螺髻峰高解点头；一句顿超三顿棒，凡情圣解付东流。”康熙四十一年，世隆得脾疾；示禅客曰：“末后何必有句，末后何必无句；刀山剑树上翻身，镬汤炉炭中躲避；无端七十余年，总是逢场作戏；今日尚要卖弄一番，咄!你看这粉碎枯髅，那有一点西来之意。”其妻疾亟以告，世隆不往，第传语云：“子去，我且行矣。”遂后妻数刻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