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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学与佛典（第1页）

翻译文学与佛典

一、佛教输入以前之古代翻译文学

翻译有二：一、以今翻古，二、以内翻外。以今翻古者，在言文一致时代，最感其必要。盖语言易世而必变，既变，则古书非翻不能读也，求诸先籍，则有《史记》之译《尚书》。今举数条为例：

《尚书·尧典》

钦若昊天。

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沩汭，嫔于虞。

《史记·五帝本纪》

敬顺昊天。

信饬百官，众功皆兴。

尧曰：“谁可顺其此事者？”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用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沩汭，如妇礼。

此种引经法，以后儒眼光论之，则为擅改经文；而司马迁不以为嫌者，盖以今语读古书，义应如此，其实不过翻译作用之一种，使古代思想融为“今化”而已。然自汉以后，言文分离，属文者皆摹仿古言，译古之业遂绝。以内译外者，即狭义之翻译也。语最古之译本书，吾欲以《山海经》当之，此经殆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故不独名物多此土所无，即语法亦时或诡异；然此不过吾个人理想，未得确实佐证，不能断言。此外古书中之纯粹翻译文学，以吾所记忆，则得二事。

（一）《说苑·善说篇》所载鄂君译《越人歌》

（越语原文）

滥兮抃草滥予昌泽予昌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随河湖

（楚语译文）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说君兮君不知。

（二）《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白狼王唐菆等《慕化诗》三章

以上第一章

以上第二章

以上第三章

以上两篇实我文学界之凤毛麟角，鄂君歌译本之优美，殊不在《风》《骚》下。原文具传，尤为难得，倘此类史料能得多数，则于古代言语学、人类学皆有大裨，又不仅文学之光而已。然我国古代与异族之接触虽多，其文化皆出我下。凡交际皆以我族语言文字为主，故“象鞮”之业，无足称焉，其对于外来文化，为热情的欢迎，为虚心的领受，而认翻译为一种崇高事业者，则自佛教输入以后也。

二、佛典翻译界之代表人物

汉哀帝元寿元年（西记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见《三国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中国人知有佛典自此始，顾未有译本也。现在藏中佛经，号称最初译出者，为《四十二章经》；然此经纯为晋人伪作，滋不足信（拙著《中国佛教史》别有考证）。故论译业者，当以后汉桓、灵时代托始。东晋南北朝隋唐称极盛，宋元虽稍有赓续，但微末不足道矣。据元代法宝勘同总录所述历代译人及所译经卷之数，如下：

上表乃总括前后大小译业略举其概，其实译业之中坚时代，仅自晚汉迄盛唐约六百年间，其译界代表的人物如下：

（1）安世高安息人，后汉桓帝初，至洛阳，译《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九部（《长房录》著录百七十六部，大半伪托）。

（2）支娄迦谶月支人，后汉灵帝光和、中平间，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等十四部（《长房录》著录二十一部）。

以上两人实译业开山之祖，但所译皆小品，每部罕有过三卷者。同时复有竺佛朔（天竺人）、安玄（安息人）、支曜（月支人）、康孟祥、康巨（俱康居人）并有所译述。而本国人任笔受者，则孟福、张莲（俱洛阳人）、严佛调（临淮人）最著。

（3）支谦月支人，支谶再传弟子，汉献帝末，避乱入吴，江南译业自谦始。所译有《维摩诘》、《大般泥洹》等四十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