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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前的识字率神话（第1页）

明治维新前的识字率神话

中文知识界长期流传一个神话：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的识字率已高达40%以上。

这种说法，不止见于通俗历史读物，也见于学术著作。某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便如此说道：“江户末期男子的识字率是40%—50%、女子是15%。武士及农村的村长之类的干部几乎100%识字，城市商人识字率也达到80%以上”。作者还给这段话标注了两个注释，显示这种说法在学术界流传已久。

还有一些学术论文，则将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的识字率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且认为比同期的欧洲（法国）还要高：“江户幕府末期，日本民众的识字率高达60%—70%，而彼时的欧洲只有20%—60%，法国则不到10%”。

这个神话，常被用来比较中国的清末新政与日本的明治维新。

许多人依据这些数据，得出结论：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的识字率远高于中国。再将这个结论，与清末新政的失败、明治维新的成功相结合，推导出一种认知：晚清中国的“国民性”不足，国民程度太差，是新政无法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清末新政的不成功，导致了中日两国的国运，在近代大不相同。

国运，与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之间，当然是有关系的。但“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的识字率远高于中国”之说，却并非史实，而是一个统计上的陷阱。

中文知识界之所以会流传这个神话，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日本学者也说过相似的话。比如，北冈伸一在《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中这样写道：

在江户初期，识字对武士来说，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在江户后半期，不识字的武士就是例外了。据说识字者的比例，即识字率（literacy）在幕府末期的成年男子中为40%—60%；成年女子为10%—20%。这在传统社会是惊人的高水准，即使在现在，在此水准以下的国家也为数不少。由教育的普及带来的各种效果，其一就是文书行政成为可能。一旦识字率超过10%，通过文书复杂有效地传递内容，就成为可能。①

“据说”二字，显示北冈伸一并未考据过上述数据的真实性。

其实，江户时代并没有留下关于民众识字率方面的全面调查。江户时代日本识字率奇高的神话，最早产生于来到日本的西方人，比如1811年被日本俘虏的俄国船长戈洛夫宁，在他的《日本幽囚记》中说，他接触到的日本人都拥有读写的能力。

虽然江户时代没有留下民众识字率方面的全面调查，但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可供参考。比如，教育学者八锹友広在《十九世纪的识字率调查》一书的研究结论是，在江户晚期：日本6岁以上儿童，能写自己姓名者，男性约为89%，女性约为39%，能写自己的姓名和村名者，约为63。7%，能够记账者约为22。5%，能够写普通信件者约为6。8%，能够写普通公文者约为3。0%。

遗憾的是，中文知识界在转述八锹友広的这一研究结论时，往往对写姓名与村名、能够记账、能够写信、能够写公文这几个层次不加区分，笼统称之为“识字率”。

比如，某学术著作如此写道：

江户末期，日本老百姓的识字率普遍得到提升。男子约40%以上，女子约10%都接受过家庭以外的教育。日本教育学者八鍬友広的《十九世纪的识字率调查》中对6岁儿童的识字率做了统计，结果显示滋贺县识字率高达75%（男子约为90%，女子约为40-50%），冈山县的识字率近60%（男子约为70%，女子约为60%）。平民阶层的识字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②

单看这段表述，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八鍬友広的研究证实了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识字率极高”的错觉。

其实，若将表述中的“识字率标准”，注明为“能够认识、书写自己的姓名与村名”，这种错觉就会很自然地消失掉——所谓的“高识字率”其实很平常，主要是低标准所致。

下表是滋贺县1877-1893年的“自署率”调查表，引自八鍬友広的论文《明治期滋贺県における自署率调查》。由该表可知，所谓“滋贺县识字率高达75%”，其实是“自署率有75%”——“自署率”指的是能够写出自己的名字和住址的比例。明治时代尚且如此，江户末期的情况自然也不会更好。

（论文网址：https:2。sed。tohoku。ac。jplibraryents64-264-2-01。pdf）

“文部省年报”における滋贺県自署率调查（率）

①“文部省年报”第5年报~第21年报にょり作成。

②数字は，六岁以上の住民のうち自署可能な者と可能でない者の比率。

③明治13年までの数值はに，当时滋贺に属していた现在の福井の一部が含まれる。

下图是滋贺县、冈山县、鹿儿岛县1886-1891年的“男女民众不能自署率”调查。引自日本学者斉藤泰雄的论文《識字能力·識字率の歴史的推移——日本の経験》。其结论与八锹友広的研究大体相近。（论文网址：

https:home。hiroshima-u。ac。jpcitentuploads20140215-1-04。pdf）

文部省“帝国文部省年报”各年度版から作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