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高自署率”,与“寺子屋”的发达有直接关系。
寺子屋是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平民接受教育的主要机构,主要以庶民子弟为教育对象。据统计,江户末期日本全国共有约15000—20000所寺子屋。
寺子的教育内容,完全以日常实用为目的。比如,流行甚广的寺子屋教材《商卖往来》中,收录了361个词语,包括与商业贸易直接相关的词汇65个、商品名称211个,这276个词占到了总词数的77%。另一种供农村民众使用的教材《农文往来》,则主要收录农家书信中常用的单词、短句和短文。③
明治十四年(1881年)的一份调查统计显示,长野县常盘村882名满15岁以上的男人,能写名字为76%,能写信为4%,能读懂告示为1%。从写姓名到写信、读懂告示,二者之间,存在着断崖式的下跌。若以前者为“识字率标准”,数据自然会很好看,但也很容易造成错觉——毕竟,在现代日常语境里,说一个人“识字”,往往等同于这个人拥有写信之类的基本文字表达能力。④
比较符合常识的数据,可以参考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的《日本教育的现代化》一书中的说法:“自十八世纪以来,在全国,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都建立了寺子屋。根据不完全了解的情况看,在德川时期末期,估计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平民多少识了点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曾在寺子屋受过教育。”⑤
若以相同的标准,来考察晚清中国的“民众识字率”,也可以得出很好看的数据。
美国清史学者罗友枝(EvelynRawski),在《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一书中研究认为:“来自19世纪中后期的信息显示,在中国,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读写。这一群体,既包括那些具备充分的识字能力的精英阶层成员,也包括处于与其相对的另一端的人士,即那些只认识数百字的人们。粗略地说,几乎平均每个家庭就有一位识字之人。”⑥
罗友枝把识字能力区分为两种,一种叫作“完全识字能力”(fullliteracy),另一种叫作“功能性识字能力”(funalliteracy)。前者致力于学习儒家经典,后者致力于掌握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认读书写能力。罗友枝将“识字率”的标准放宽至“那些只认识数百字的人们”,于是得出了晚清中国“30%至45%的男性和2%至10%的女性懂得读写”这样的结论。⑦
在罗友枝之前,金陵大学教授、美国学者卜凯(JohnLossingBuck),也曾利用1933年全国性的中国乡村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在1930年代,中国男性“稍受教育者”约为45。2%,女性约为2。2%;中国男性识字者约为30。3%,女性约为1。2%。卜凯还亲自在安徽芜湖附近农村调查了102家农户共计512人,结论是“已受教育者占百分之四十四”。
在卜凯之前,1924年冬至1925年春,李景汉调查了北京的1000名人力车夫,结论是:能够阅读白话报者为333人,无力阅读白话报者为667人。⑧
这种以低标准统计得出的“高识字率”,主要得益于清末遍布城乡的私塾。
乾隆时期,曾有地方官估计认为,中等县城乡蒙馆的数量一般在200所左右。1905年废除科举改良私塾,部分地区曾留下私塾数量的统计,如1905年浙江嘉兴有蒙馆“一百数十处”,1907年杭州城内外有私塾203处(次年的数据增至280余处),1908年安徽绩溪县有私塾328所;1909年,河南省上报称,该省南阳、汝宁、光州三府分别改良私塾1547、2004、3284所。⑨
私塾数量上的繁荣,对应着收费的低廉。齐如山在直隶高阳县村塾读书,“花钱都极少,每一学生,每年不过小制钱五百文”;舒新城在湖南溆浦入塾就读,学费也不算高,“据母亲说,当时只费了她三个半天的工夫,到秋末的棉田摘野棉花,就把我千二百文一年的学费换得了”。⑩
幕府时代的日本教育,可以区分为藩校(贵族与武士,教授如何做统治阶层的合格一员)与寺子屋(平民,教授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内容)。清末的私塾,也可以区分为“短学”(贫寒子弟,学习写字、记账等基本技能)与“长学”(富家子弟,学习四书五经以走科举之道)。私塾费用本就低廉,“短学”相对于“长学”又要更为低廉;这些“短学”在平民教育中,起到了与日本“寺子屋”相似的作用。
也就是说:(1)“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的识字率已高达40%”之说,是将标准极低的“自署率”,等同于“识字率”。(2)若使用相同的低标准,则晚清中国的识字率,与日本明治维新前的识字率,并无本质区别。(3)基于“明治维新前日本民众识字率远高于中国”这一伪史实之上的、关于“国民程度”与“国民性”的分析,都不成立。
尊重常识,远离统计陷阱,才能看明白事情的本相。
参考资料
①北冈伸一。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8-9。
②汤丽。日本近世平民女性的地位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140。
③朱玲莉。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④李长声。昼行灯闲话[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128。
⑤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日本教育的现代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9。
⑥尤陈俊。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43。
⑦刘永华。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2)。
⑧徐锡龄。中国文盲问题[M]。南国书社,1932。
⑨⑩左松涛。变动时代的知识、思想与制度[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