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伯父说道,‘我想让你做我的遗嘱见证人。我把我的产业,包括它的一切有利和不利之处,留给我弟弟——也就是你父亲,毫无疑问以后你父亲会把它们遗留给你的。如果你能安安稳稳地享用,自然很好;不过,如果你不能,那么,孩子,你最好把它留给你的死对头。很遗憾给你留下这样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东西,但是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现在你按照福德姆律师的指点在遗嘱上签上你的名字吧。’
“死亡!”他说。
画家未知,芝加哥《大洋间》,1891年11月7日
“等一下,”福尔摩斯打断他,问,“我想您所说的这案子可能是我所遇到的最难破的案子。请把您的伯父收到那封信的日期以及别人认为他自杀的日期告诉我。”
“他是在1883年3月10日收到来信的。七个星期后的5月2日去世。”
“谢谢,请继续。”
“唉,1884年初,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直到1885年元月,日子都过得很舒心。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围坐在桌子旁边一起吃早餐,我父亲忽然发出一声惊叫。他坐在那里,一手举着一个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摊开的掌心上有五个干瘪的橘核。他平日总嘲笑我,说我所说伯父的遭遇太荒诞无稽,而当他自己碰上了同样的事时,却也一样吓得目瞪口呆。
“‘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我。
“我的心情非常沉重。‘这是K。K。K。……’我说。
“我父亲看看信封的内层。‘不错,’他叫了起来,‘就是K。K。K。。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从他肩膀背后望着信封念道。
“‘只有花园里有日晷仪,别的地方没有,’我说,‘文件一定是指被毁掉的那些。’
“在一个泛着绿色的污水坑里发现了他。”
西德尼·佩奇特,《海滨杂志》,1891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西德尼·佩奇特,《海滨杂志》,1891
“‘呸!’父亲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是文明世界,不容许发生这种蠢事!这东西从哪里来的?’
“‘这一定是一个荒唐的恶作剧,’他说,‘我和日晷仪啦、文件啦这些东西有什么关系?我不屑于做这种无聊的事。’
“‘要是我的话,我一定报警。’我说。
“‘这样他们会讥笑我的,我不干。’
“‘那么我去报告吧?’
“‘不,你也不许去,我不愿为这种荒唐事自找麻烦。’
“与他争辩没有用,因为他非常顽固。我只好惴惴不安地走开,心里有一种大祸将临的预感。
“在不祥的氛围中,我继承了遗产。也许您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卖掉。可我深信,我们家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种意外事故造成的,所以不管是在这所房子里,还是在其他房子里,祸事都一样紧紧地,如影随形地威胁着我们。
“我父亲是1885年1月不幸离世,至今已过去两年零八个月了。
倒到桌上五个又小又干的橘核。
西德尼·佩奇特,《海滨杂志》,1891
在此期间,我在霍尔舍姆过着还算幸福的生活。我在心中暗自庆幸:灾祸已经远离我家,它已随上一代人的死亡而终结了。谁知我高兴得太早了。昨天早上,灾祸再次降临了,情况和当年的一模一样。”
那年轻人从背心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走到桌旁,从信封里倒到桌上五个又小又干的橘核。
“您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福尔摩斯问。
“没有。”
“什么也没有?!”
“说实话,”他低下头,用苍白消瘦的双手捂住脸,“我觉得我什么办法也没有。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可怜的兔子面对着一条来势汹汹的毒蛇一样。我好像陷入了一只魔爪,它不可抗拒又残酷无情,而且任何预防措施在它面前都无济于事。”
“就是这个信封。”
《歇洛克·福尔摩斯在美国》
“不,不!”福尔摩斯嚷道,“您一定要有所防备啊,先生,不然,您可就完了!现在除了振作精神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帮助您了。千万别把时间都浪费在唉声叹气上啊!”
“我找过警察了。”
“啊!”
“但是他们听我讲完以后,只是把它当做笑话听了。我相信那巡官心里一定认为那些信纯属恶作剧,我的两位亲人的死正如验尸官所说,都是出于意外,因此那些信与他们的遇难毫无联系。”
“不过他们答应派一名警察来,同我一起留在那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