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是一条环河
我们骑在顺着环河流淌的原木上,砍掉了原木的枝节,一番简单处理后,就能控制木头的方向和速度了。这项优秀的技能足以为我们赢得“聪明人”的称号。修理木头的技巧被称为经济学,关于最初的路线记忆被称作历史,对于新路线的探索被称为政治才能,关于挡在前方的浅滩或激进的谈话被称为政治。有的人不仅想修理自己骑乘的原木,还想修理整条河流的木头。这种人类和自然之间展开的集体性的交涉被称为国民计划。
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很少有人用河流来比喻生物的不断循环。从小时候起,我们就被不断灌输各种知识,包括土壤、植物群、动物群等的生物学,包括这些事物的起源时间的地质学和进化学,包括这些事物的开发利用技巧的农业学和工程学。但是,我们必须自己去推断一条有干旱、洪水、逆流和沙洲的河流是什么样子。想要了解河流的水文知识,就必须在进化观念和生物的集体行为上寻找正确的视角。我们要和所谓的“专业化”背道而驰;我们不需要再花费力气关注细节,而是需要学习从整体上关注生态地景。
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是横向研究,那么生态学就是纵向研究;它如同一个咿呀学语的婴孩,和所有的婴孩一样,全神贯注地创造自己的语言;它的作用,要在将来才能显现。生态学注定和“环河”无法分离;尽管直到很晚,它才将我们关于生物的集体知识,转化成关于生物世界发展的指南针,那就是生态和自然的保护。
生态和自然的保护目标,就是实现人和土地的和谐相处。这里的土地并非是狭义的土地,而是指地球表面、上空和地下的一切东西。与土地的和谐相处和与朋友的和谐相处一样,你不能只珍惜他的右手,干脆砍掉了他的左手。换句话说,你不能只喜爱猎物,而讨厌捕食者;你不能只保护水流,而毁坏山林;你也不能只建造森林,而不顾对耕地的破坏。土地是一个有机组合体,里面的组成和人体很相似,每个部分相互竞争,也相互合作。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都是有机体内运行的一部分。你只能小心谨慎地调节各个部分,却不能毁掉某个部分。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不是收音机,也不是电视机,而是揭示了土地有机体的复杂性。只有在这个方面拥有深刻理解的人,才会明白这方面的知识是多么匮乏。没有比认为动植物没有用更为无知的事情了。无论我们是否知道,如果土地作为一个有机体整体运转良好,那么它的每一部分都是良好的。如果在几十亿年的生物演变中,已经产生了某些我们喜欢却不了解的事物,除非是傻瓜,否则没人会丢弃那些看起来似乎没用的部分。修补土地也许是一种明智的行为,但在此之前,我们要细心保护其中的每一个部分。
我们是否知道,想要保护自然资源,需要最先遵守的原则就是保护好土地有机体的每一部分?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即便是科学家,也不能了解所有的组成部分。
德国有一座山叫作许佩沙特山,在它向阳的山坡上长着世界上最雄伟的橡树。当美国的家具制造商需要优质木材时,他们的脑海中就会出现许佩沙特山。按理说,背阳的山坡应该生长着更好的木材,可是那里却只有普通的欧洲赤松。这是为什么呢?山的两侧属于同一个国有森林,而且在过去的两百年间,它们受到的照顾也是同样的,那么差别从何而来呢?
踢开橡树下的落叶,你会发现它们几乎是一落地就开始了腐烂。可是踢开松树下的落叶,松针却厚厚地堆积着,只有一小部分开始腐烂。之所以会这样,原因要追溯到中古时代。那时山坡的南面被一位农场主完整保留,热爱狩猎的他将那里作为了猎鹿场。而山坡的北面就没那么幸运了,被改造成耕地、牧地等,如同今天的威斯康星州和爱荷华州所受到的遭遇。直到这段滥垦乱伐的时间结束后,北面的山坡上才重新被松树所覆盖。然而在那段不幸的时间里,土壤中已经无声无息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微小的植物群和动物群的数量大大减少。也就是说,土壤的消化器官大大减少了。虽然经过了两个世纪的修护,可是收效甚微。人们需要高科技的显微镜和漫长的土壤科学研究,才能弄清楚究竟是哪些零部件在许佩沙特山中起着决定作用,影响着人与土地的和谐相处。
为了生存,生物群落的内部运转必须保持平衡,否则许多物种会消失。众所周知,一些生物群落曾经存活过很长的时间。比如,一八四〇年的威斯康星州和一万两千年前冰河时期结束的威斯康星州,在土壤、动植物群方面基本是相同的。泥炭沼泽中的动物骨头和植物花粉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在连续的泥炭层中,保存着分量不同的花粉,通过它们甚至可以研究当时的天气情况;如果说,你在大约公元前三千年的泥炭层中发现了大量的猪草花粉,那么你可以推测,当时也许是连续发生了几次干旱,要不然就是数量过多的水牛在此生活,或者有大火吞噬了草原。然而这种严重的危机并没有毁灭这个地区,三百五十种鸟类、九十种哺乳动物、一百五十种鱼、七十种爬行动物,还有成千上万的昆虫和植物依然在几百年间生存繁衍。这是因为,在生物群落的内部保持着和谐和稳定。科学无法为这种稳定做出解释,但即便是普通人也能明白它的两个作用:一是肥料在食物链中不断循环,积累的速度和流失的速度基本保持一致;二是土壤肥力的积累和动植物的多样化是一起进行的,稳定性和多样性之间互相依赖。
在我看来,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的重点,依然放在不实用的观光品上。我们还没有学会从有机体的组成角度思考问题。不妨看看我们的后院:爱荷华州和南威斯康星州的草原。那里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肥沃的黑壤土,也就是黑钙土。黑钙土从何而来呢?是由那些种类繁多的草、草本植物和灌木造就的;是由草原的真菌、昆虫和细菌造就的;是由草原上的哺乳动物和鸟类造就的。所有的一切都被连接在一个群落中,始终在不停地合作与竞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物群系。这个群系经历了数万年的毁灭与重生、燃烧和萌芽、追捕和逃亡、冰冻和融化,终于构成了这片被我们称作草原的黑土地。
我们的祖先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他们的草原从何而来。他们肆意捕杀着草原的动物,驱赶着草原的植物,只在铁路和公路旁边为它们留下了一小块避难所。在工程师的眼中,这些植物都是没用的杂草和灌木,因此他们不断用推土机和割草机将其消灭。所有的植物学家都能预见到草原花园的未来:变成偃麦草的乐园。草原花园没有了,公路管理部门请来了园林设计师,用榆树、欧洲赤松、绣线菊等装饰偃麦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在参加某个会议时路过此地,为这种路边的美化活动高声喝彩。
也许有一天,许多植物将会消失,我们不仅把这些植物当成观赏品,还需要它们为草原固定土壤中的养分。我们有足够的善心和诚意,却依然不了解自然有机体的内部结构。
我们在试图保护“大环境”,这说明我们并不够成熟。当一个物种即将消失时,一点儿悔恨就能让我们的心灵取得宽慰;而当它消亡后,我们可能会因此大哭一场,但不久之后又让同样的事情发生。
最近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灰熊从西部的几个发展畜牧业的州消失了。是的,在黄石公园,你依然可以看到灰熊,可是它们却饱受那些外来的寄生虫的侵扰,而且在保护所的边缘,有许多黑黝黝的来复枪口已经在等待着它们。新的道路和度假村不断出现,日益蚕食着灰熊的繁殖地。每年,我们只能在越来越少的州里,在越来越少的保护区里,看到越来越少的熊。我们常常用一个荒谬的理由安慰自己:只要能在博物馆中看到一只熊就足够了。可是历史却在清晰地提醒我们:如果想要拯救物种,那么必须要让它们在足够多的地方存活。
关于自然的精致品味
我们需要了解大自然的各个组成部分,需要大众在这方面觉醒。但有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更加需要的:《森林和溪流》杂志将它称为“对于大自然的精致品味”。那么,我们在这个方面是否取得了进步呢?
在沿湖各州的北部,依然有狼出没。州政府一方面悬赏捕杀狼,另一方面求助于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署的专家,请他们帮忙消灭狼。可是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及一些部门却在抱怨,鹿群由于数量过于庞大,寻找食物越发变得困难;森林中的居民也在抱怨,说兔子已经泛滥成灾。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把消灭狼作为公共政策?经济学界和生物学界一次产生了激烈的辩论。哺乳学者坚持说,狼可以遏制鹿群过度扩张;猎人们则回应说,他们会消灭掉过多的鹿。双方僵持不下,争论不休。可是再过个十年,也许就没有狼可供他们争论了。这些自然生态的观点总是自相矛盾。
在湖泊沿岸各州,我们因为新培育的森林幼苗而自豪,为了北方森林的不断重新恢复而自豪。可是在这些人工繁殖的森林中,你会发现缺少了北美崖柏和美加落叶松的身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树的生长速度缓慢,常常被鹿吃掉,或者在与赤杨争夺养料的过程中失败。以后的北部森林中可能也不会有这两种树,但林务官并不担心这个。实际上,北美崖柏由于无法带来良好的经济利益,曾经被赶出了森林。山毛榉也遭遇了同样的不幸,被东南部未来的森林抛弃了。除了人为地从森林中消灭某个树种,一些外来的病害也在消灭某些树种,比如栗树、柿树和北美乔松就是病害的受害者。合理的经济学是否会把所有的植物都当成独立个体?是否会因为某些喜好,于是去改变某种植物的命运?这种做法对于动物的生活、土壤、森林形成的有机体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假如你拥有“对自然事物的精致的品味”,那么你就会明白,经济问题只是一种个别的参考量。
我们,班扬的继承人,既不知道我们对河流做着什么,也不知道河流在对我们做什么。我们满腔热情地为这个州的原木去掉多余的枝丫,但显然技巧并不成熟。
我们已经彻底改变了生态这条“环河”,这点不容置疑。现在,食物链的发端由玉米和紫苜蓿代替了橡树和须芒草;流经路线也发生了变化,牛、猪和家禽代替了赤鹿、鹿和松鸡;之后流入了农夫、摩登女郎和大学新生,而原本是进入印第安人体内的。只要翻一下电话本或政府机关的花名册,你就能知道这条“环河”的流量有多么大,可能比班扬之前的时代要大得多。但奇怪的是,科学从来没有对它进行衡量。
在食物链中,饲养的动物和栽培的植物,不具有被它们所代替的动植物的连接力。这些链接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农夫的辛勤劳动和农业机械的牵引,还有新的动物种类“农学博士”的不停煽动。班扬之所以懂得削除枝节,完全是自学。而现在我们却有教授在一旁免费指导。
每当我们培育的物种取代野生物种,或者我们用人工运河取代了自然河流,都会引发土地循环的重新调整。我们无从了解也无法预见这些调整;除非调整的结果让我们失望,否则就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无论是美国总统为了修建运河而制订新的佛罗里达开发计划,还是一个普通农夫为了牧场而维护威斯康星州的草原,大家所做的都是忙于修补,根本没有闲暇考虑最终后果。不过,如此多的修修补补并没有让土地无法忍受,足以说明土地有机体拥有着惊人的活力。
生态教育给我们带来惩罚,其中之一便是使我们孤独地生活在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上。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并不能看见土地所承受的所有伤害。生态学家如果不能说服自己,认为科学带来的负面结果和他无关,那么就应当承担起医生的责任,在那些固执地认为自己很健康,而听不进别人善意劝告的群落里敲响死亡的警钟。
政府提醒我们,必须控制水涝灾害,所以我们将牧场中的溪流截弯取直;负责这项具体工作的工程师告诉我们,现在小溪抵御洪水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可是随之而来的,我们的老柳树消失了,站在老柳树上鸣叫的猫头鹰消失了,中午站在柳树下摇着尾巴驱赶苍蝇的牛也消失了。我们那些开着闭龙胆的小沼泽地也消失了。
水利学者曾经指出,从水利的角度来看,小溪的蜿蜒曲折是不可或缺的。冲积平原本质上是河流的一部分;生态学者也明确指出,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只能和那些水道基本保持自然状态的环河和谐相处。
如何评估新的生态秩序,我们选用了两个标准:一是它能保持土壤的肥力吗?二是它能保持生物的多样性吗?在早期的拓荒中,土地上的多种动植物生机盎然。众所周知,拓荒者为了庆祝农作物的丰收设立了感恩节,但那时野生动植物也非常富足。许多移民而来的可以开花结果的杂草加入了本地的植物群落。土壤依然肥沃,大地上的景色由于耕地和牧场的出现变得多种多样。拓荒者记载中的野生动植物非常富饶,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这种多样性。
新发现的土地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新陈代谢非常旺盛。这种现象可能是正常的生态循环,但也可能是过度消耗土地肥力的反应,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物热”。我们不能像测量人的体温那样,用温度计测量生物群是正常还是发烧,我们只能根据土壤所受到它们的影响再作判断。这个影响是什么?成千上万的农地上的冲蚀沟给了我们答案。农作物的亩产量并没有发生变化,耕作技术的巨大改进只是弥补了土壤的消耗。在有的地区,比如沙漠地带,生物链的“环流”已经无法前进。班扬的子孙们搬到了加州,继续酝酿“愤怒的葡萄”。
谈到多样性,一些本地动植物之所以残存,是因为农业发展还没有找到摧毁它们的机会。当前,农业追求“纯净耕作”,即建立一条只追求经济利益的食物链,清除所有与经济利益无关的链条。而多样性的另一方面,意味着建立一条野生的和驯化的动植物协调发展、稳定多产的食物链。
纯净耕作以改造土壤为目的,但它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只是用外来的植物、动物和肥料。它没有认识到最先培养一块土地原有的动植物的必要性。外来的植物和动物能否为当地保持稳定?一袋袋的化学肥料能否为土地提供充足的养分?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
活着的人们,都不知道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东北欧已经证明了纯净耕作具有可行性;在那里,虽然土地到处都是人工改造的痕迹,但是生物群(不包括人)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
而在其他所有尝试纯净耕作的地方,都以失败而告终(包括我们这里);这种尝试的失败还有一些无声的证明——那就是在进化的过程中,多样性和稳定性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
心灵的草地鹨
我有一只猎鸟犬,名叫古斯。当它抓不到野鸡时,它开始对黑脸田鸡和草地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对替代品虽然并不满意,但这种兴趣掩盖了它的失落,减轻了它因无法找到最想要的猎物而产生的挫折感。
我们这些自然资源保护者其实和古斯相似。早在几十年前,我们便建议美国的土地所有者预防火灾,植树造林,保护野生动植物,可是收效甚微。实际上,我们制定林业管理相关的法律,而土地私有者基本不会主动管理牧场、野生动植物,也很少关心污染和水土流失。有时在我们劝说他们之后,私有土地的损耗反而更加严重。假如你心存怀疑,不妨去看看那大草原上熊熊燃烧的麦秆堆,去看看格兰德河如何带走了肥沃的土壤,看看冲蚀沟如何在帕劳瑟山、奥札克山的山坡以及爱荷华州南部和威斯康星州西部的分水岭上肆虐。
为了减轻失败带来的挫折感,我们为自己找到了一只疗养心灵的草地鹨。是谁最先发现的那只草地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们都在忙着寻找它,我也不例外。那只草地鹨指的是:假如土地私有者不主动保护自然资源,那么我们就建立一个自然资源保护部门。
和真正的草地鹨一样,这个替代品有它的好处,而且似乎能够取得成功。在自然资源保护部门所能买到的土地上,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另一个问题是,它并不能阻止肥沃的私有土地变成贫瘠的公有土地。在草地鹨为我们抚平挫折感的时候,我们陷入了困境: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山鸡。
我想草地鹨并不会提醒我们这个困境,它反而因为自己突然受到重视而变得趾高气扬。
每当考虑到破坏土地的获利动机和取得的巨大成功,我们对于是否要抛弃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感到犹豫不决。在我们看来,我们高估了利益至上的功能。一个人为自己建造一个漂亮的家,有利可图吗?一个人让子女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有利可图吗?通常,我们都会这么做,尽管这样无利可图。事实上,这些都是进行经济思考的道德和美学前提。假如这些前提得到认同,经济力量便会驱动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让它们和这些前提和谐相处。
我们的子孙后代必须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继续生活,可是我却没有发现关于这片土地的道德和美学前提。于是,孩子们变成了我们在历史上留下的签名,土地只变成了我们赚钱的工具。只要有足够的收益供孩子接受大学教育,农田遍布冲蚀沟,森林被砍伐,或是溪流被污染,这都算得了什么呢?反正政府会为土地问题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