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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乡野的秘密（第3页）

我想，我们已经触碰到了问题的根源。自然资源保护教育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建立一根支撑土地经济学的道德支柱；二是培养大众对于土地机制的兴趣，普及土地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开展保护自然资源的工作。

大自然的历史

不久之前，在一个周六的晚上，两个农夫调好闹钟，把时间设定在次日凌晨，也就是周日。那天风雪交加，他们挤完了牛奶，搭着一辆小货车去往威斯康星州中部的沙郡，那里盛产美加落叶松和野饲草，也为人们开具税捐证书。傍晚时分，他们带着一路奇特的经历回来了，还有满满一卡车的美加落叶松树苗。他们昼夜不停地工作，最终在灯笼的帮助下将树苗全部种在了自己家附近的沼泽上。之后，他们又去挤牛奶。

在威斯康星州，和“农夫种植美加落叶松”比起来，“人咬狗”都算不上是新闻。自从一八四〇年起，农夫们就不断地砍伐美加落叶松，将它们当成燃料，并且在林区排水。在农夫的居住地，几乎看不到这种树了。可是现在，他们为什么又要种植这种树呢？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泥炭藓的重要，想要让凤仙花、猪笼草以及快要灭绝的威斯康星州原始沼泽的野花重新在这片土地上开放。

并没有政府部门奖励农夫们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也没有任何经济利益驱动着农夫们。那么对于这种自发行为，我们该作何解释呢？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反抗”——一种对于只用经济利益衡量土地的态度反抗。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要想在这片土地上居住，就必须征服它；最好的农田就是那些经过完全开发的农田。可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个农夫的经验告诉他们，所谓的“最好的农田”提供的不仅是贫穷的生活，而且是毫无幸福可言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种植农作物，还是种植野生植物，都能获得乐趣。因此，他们打算划出一小块沼泽，专门种植当地的野花。也许，他们对于土地的期望和我们对于孩子们的期望一样，不但有机会获得生存，也有机会去表达自己，展示出自己的各种天赋。难道有什么植物可以代替当地最初的植物更好地表达那片土地？

我的看法是：野生事物也能为我们带来乐趣，关于自然史的研究既是科学，也是一种消遣。

大自然中的乐趣

历史并没有让自然史研究变得轻松，等待着我们这些自然主义者去补救的过失还有太多。曾经有一段时间，田野成了绅士和淑女们热爱的漫步场所。然而那些人们并不是想去探索自然的奥妙，而是为了增加一点儿茶余饭后的谈资。那是一个任何鸟儿都被称作“鸟儿”的时代，是一个用粗俗的文字描述植物学的时代，是一个所有人都只会叫喊着“大自然是多么壮丽啊”的时代。可是，随手翻一下当今鸟类学或植物学的业余杂志，你就会发现大家普遍持有一种新的态度。但我们很难认同这种新态度的产生与我们当今的正规教育体系有关。

在俄亥俄州有一位家庭妇女，她也在从事这样的研究，不过研究对象是歌雀，而她的研究地点是一个真正的后院。歌雀是一种很常见的鸟类，早在一百年前，人们就用科学方法为它们命名、分类，但之后渐渐地淡忘了它们。而这位歌雀的业余爱好者却认为，鸟类和人类一样，除了名字、性别、色彩等，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辨别。于是，她在自家的花园中摆放陷阱，捕捉过往的歌雀，在它们脚上绑上了赛璐珞脚环，这样，她就能通过不同颜色的脚环分辨歌雀。她观察它们，并且记录下它们的迁徙、觅食、争斗、歌唱、**、筑巢、死亡等方面的特点和不同。简而言之，她可以为歌雀族群的内部运转做诠释。十年后，她在与歌雀有关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超越了任何人对任何鸟的研究。一条科学大道直通她的家门，世界各国的鸟类专家纷纷慕名来拜访她。

这两个业余爱好者出了名，不过这都是巧合。他们最先打算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以名利为目的，名利只是一种意外收获。不过我并不想对名利高谈阔论。与名利相比，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自我满足，而且其他像他们一样的研究者也获得了这种满足。我要问的是：在鼓励研究自然史的业余爱好者方面，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什么贡献？也许，一堂典型的生物学系的正规课程能够解答我们的疑惑。当我们来到课堂时，学生们正在忙着记忆猫骨头上那些隆起部分的名称。对于骨骼的研究当然是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了解动物进化过程的重要手段。但是为什么要记忆那些隆起部分的名称呢？有人告诉我们，那是生物学学科训练的一部分。可是我又想问了：了解活生生的动物，了解它们如何在自然界中生存，不也是非常重要的吗？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动物学教育已经抛弃了对于活动物的研究。以我为例，大学阶段并没有设立鸟类学活哺乳类动物学的课程。

学校将户外研究赶出了课堂，这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实验室生物学诞生时，在自然史领域，业余研究者还把所有的鸟儿都称为“小鸟”，而专业研究者则忙着为各个物种分门别类，并且收集那些物种的生活习性等方面的知识。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总而言之，在生机勃勃的实验室研究面前，滞后的户外研究很快就处于下风。实验室研究被认为是比较优越的科学形式。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自然史的业余研究逐渐被排除在科学教育体系之外了。

实验室VS活生生的世界

当前，这种记忆隆起的骨头的教育比赛，便是实验室研究与野外研究竞争的结果。当然，它们的兴起也有其他的原因。医科学生对它有需求，动物学的老师也有这种需求。但是在我看来，对于民众来说，理解鲜活的外部世界才是重要的。

在这段竞争的时间里，野外研究也不断发展，许多技巧和观念日趋科学化。从事户外研究的学生不再满足于在乡间漫步，然后列出一串串物种的名字、迁徙时间等。而对于所有人来说，为鸟套上脚环，在鸟的翅膀上做记号，统计鸟的数目，研究鸟的行为与环境的关系等，这些方式都是可行的。一个业余爱好者，只要有想象力和耐力，就能解决一些尚无答案的真正的科学自然史中的问题。

比较现代的观点是：实验室研究与野外研究应该相互弥补、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竞争。可是学校里的课程设置却丝毫没有反映出这种趋势。增添课程需要扩大经费，因此大学并不鼓励学生发展对于自然历史的兴趣，甚至持反对态度。学校教会学生解剖猫，可是没有教会他们如何观察体会乡间田野。假如可以，两者兼而有之是最好的结果，但如果不能共存，那么我们应该舍弃前者，保留后者。

生物学教育是塑造国民素质的途径之一。为了深刻理解当前我们教育的缺失，我们可以选一个学校培养出的典型的优秀学生，和我们一起到野外走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了解植物的生长以及猫的构造，但是未必清楚土地的构造。

我们驱车沿着密苏里州北部的一条道路南下，到达了一个农场。我们就地考了他几个问题。这片农场没有被拓荒者改造之前，这里是草原还是森林？感恩节时，这里的居民吃的是草原榛鸡还是野火鸡？这里原先生长着何种植物，它们又是因何灭绝的？草原上的植物和玉米产量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里出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土壤侵蚀状况？

假如我们继续在密苏里州的山上旅游，来到了一块废弃的田地，那上面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低矮的猪草。我们继续问他几个问题：为什么农夫们会劳而无获？这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这片田野中是否能轻易地捕捉到许多鹌鹑？短小的猪草和不远处沉睡在墓园下的人们有什么关系？假如整个流域的猪草都如此矮小，那么是否预示着未来溪流将会泛滥呢？是否会影响到未来河流中的鳟鱼数量？

我们永远无法做到与土地的完美协调，正如我们永远无法获得绝对的自由。在为这些崇高的目标努力时，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奋斗的过程。只有在平稳协调的前提下，我们的努力才可能有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成功”。

当我们谈及“奋斗”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力量必须源自内心。外在的力量无法为一个人的奋斗提供足够的支撑。

因此，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当人们对于土地已经熟视无睹，或者说教育和文化已经不再关注土地时，为了让人们自发地与土地和谐相处，我们该怎么样做。对于“自然资源保护教育”来说，这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美国文化中的野生动物

原始人的文化与野生动物息息相关。水牛不仅为住在平原上的古印第安人提供了食物，也对他们的建筑、服饰、宗教、语言、艺术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于现代人而言，文化的基础已经脱离了野生生物，但文化与野生生物之间仍然有密切的联系。接下来我要讨论的是，文化的自然根源的价值。

没有人能够对文化进行量化，我也不想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我想说的是，凡是理性思考过的人都会认同，在我们与野生生物接触的过程中，那些活动和经验能让我们找到文化的价值。我姑且大胆地将这些价值分成三类。

大自然的文化价值

第一类，当某种经验能让我们关注自己的民族起源和发展，也就是能唤醒我们的历史意识时，它就是一种有价值的经验；从最好的意义角度来说，这种意识就是“民族主义”。接下来的这个例子，由于没有更加简洁的称谓，我暂且将这个意识叫作“拓荒精神”。比如当一个童子军戴着皮帽子，藏在柳树丛中模仿布恩[14]时，这就是一种历史的重现。从文化角度看，他已经做好了面对黑暗现实的准备。当一个农民子弟早餐前查看了陷阱，因此走进教室还戴着满身的巨稻鼠气味时，这就是毛皮交易的重演。

第三，当某种经验能够涉及“狩猎道德”的限制时，它就是一种有价值的经验。捕猎工具的发展比人类的发展要快得多，“狩猎道德”便是主动控制这些工具的使用，目的使人们在狩猎的过程中，重视技术的作用，轻视工具的作用。

“狩猎道德”有一些特殊之处。大多数时候，猎人在打猎时，既不会有人为他的行为喝彩，也不会有人对他的行为提出指责。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只要面对自己的良心，而不是面对旁观者。我们很难夸大它的重要性。

主动遵守“狩猎道德”可以提升猎人的自尊，而随意违反“狩猎道德”则会让猎人堕落，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比如，在所有的狩猎规则中，你都能找到关于“不要无谓浪费”的条文。但事实上，威斯康星州的猎人在捕猎到两头合法的公鹿的过程中，总会顺手杀死一头母鹿和小鹿，并将它们的尸体扔在森林中。也就是说，大约有一半的猎人在捕猎到心满意足的猎物之前，会随意射杀其他的鹿。杀死那些不该杀的猎物后，他们对此却一点儿都不关心。这种行为不仅没有社会价值，而且可能使猎人在其他领域做出违背道德的行为。

因此，“拓荒精神”以及人与土地关系的经验，要么显得没有价值，要么显得非常有价值。可是伦理道德经验，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似乎还有负面价值。

我们大体确定了可以从自然根源获取的三种文化养分，但这并不代表文化也从中得到了给养。提炼价值并不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只有健康的文化才能吸收养分并且茁壮成长。可是就目前来看，野外休闲娱乐形式能否为我们的文化提供足够的养料？

拓荒时期产生了两个观念，“轻便”和“百发百中”，这也成了野外拓荒运动的精髓。拓荒者必须一切从简。由于资金、运输工具以及武器等方面的匮乏，他们必须尽力让每一颗子弹都命中目标。我们应该明白，最初的人们不得不接受这两种观念，这是环境所迫。

随着时间不断推移，这两种观念演变成了野外活动的行为规范，成为人们在狩猎活动中的道德准则。美国典型的坚强、自力更生、丰富的森林知识和精准的枪法等传统也是建立在这两个观念之上的。这些观念虽然没有明确的条文，但并非是抽象的。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伟大的“野外运动家”，这并非是因为他家中墙上的各种战利品，而是因为他用浅显的语言为大家清晰地讲述了那种无形的美国传统。如果想要对这种传统做更准确的了解，可以查看爱德华·怀特的早期作品。总而言之，这些人依靠对于文化价值的理解，在创造一种文化价值的成长方式的过程中，使文化价值得到扩大。

精密器械与狩猎的文化价值

我们不妨找一个实例，比如猎鸭者。一个猎鸭者坐在钢制渔船上，藏在一只人造媒鸟的后面。发动机砰砰地响着，他毫不费力就来到了目的地。如果当时的天气寒冷，那么他会随身携带罐装的化学燃料取暖。他拿着现代工业发明的鸣叫器，让它用一种很有**力的声音对着飞过的鸭群说话。这种声音是他从唱片上得到的。虽然他的模仿很糟糕，但还是有鸭群飞了过来。在它们在天空中旋转第二圈之前，他必须开枪，因为沼泽中还有许多其他虎视眈眈的猎人。当鸭群飞到他的射程中，他的枪响了。经销商告诉他，他的“超级Z号”的子弹射程非常远。鸭群被惊得四散飞逃，几只受伤的鸭子掉落下来，死掉了。在狩猎中，猎人获得了何种文化价值？还是说他只是在为鼬提供食物？猎人在鸭群飞到射程内开枪，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捕猎方式吗？目前，所有的猎人都是这么做，所有的公共猎场和狩猎俱乐部也都是这样做的。传统呢？“轻便”和“百发百中”的理念哪里去了？

想为此做出解答并不容易。提倡传统的罗斯福对于现代的来复枪并不反感；怀特也很喜欢使用铝锅、帐篷和脱水食物。但他们在使用器械辅助物时很适度，并没有成为机械的奴隶。

我不知道怎么做才算是适度，也无法分清正当和不正当使用器械的区别。可是，我们似乎很容易就能发现，器械的起源和它们对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一些自制的狩猎工作或野外生活工具可以加强人与土地的联系，而不是破坏这联系；用自制的假绳鱼钩捕捉到鳟鱼的人，除了鳟鱼，他还有另外一种收获。我也时常使用一些小器械，但这样做必须有个限度，否则就会破坏野外活动的文化价值。

不过，也有野外活动并未堕落到猎鸭那种地步。仍然有人在捍卫美国传统，比如射箭运动和猎鹰训练术的重新出现便是一个例证。然而机械化的大趋势却未曾改变，而文化价值依然在不断萎缩，“拓荒精神”和伦理道德上的表现尤为明显。

没有人告诉猎人，他们做错了什么。与野外运动有关的报纸杂志已经成为野外活动用品经销商的代言人，而不再关注野外运动本身。野外动物管理者只忙着为人们提供射击用的动物，却不关心射击的文化。因为从赞诺芬到罗斯福，在所有人看来，都觉得野外运动的价值是永恒的，不会受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