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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粮源之争 产业链安全之战的缩影（第2页）

2012年，益海嘉里已经形成了120万吨年小麦加工能力，其中，东莞工厂（新增年小麦加工产能36万吨）、藁城工厂（新增年小麦加工产能18万吨）的扩建工程将于近期完工，并正在河南（2家）、福建、江苏、北京（各1家）新建3家年处理36万吨小麦和2家年处理54万吨小麦的加工厂，即将在山东（2家）、陕西、四川、辽宁动工新建5家年处理36万吨小麦的加工厂，规划在浙江余杭、云南昆明新建2家年处理36万吨小麦的加工厂。预计以上工厂将在2013年初全部形成产能，届时在华工厂将达到16家，年小麦加工能力将达到632万吨。面对国内业界的惶恐不安，益海嘉里表示，自己对于加工工厂的建设不像一些媒体描述的那样主动进行“战略布局”。“我们已投资的小麦加工项目，都是在接到地方政府热情邀请之后，我集团经过详细考察才审慎确定的”。

益海嘉里的“抢麦”故事还在继续。

但也可以说，这已经不是什么简单的“抢麦”了。正如人们在益海嘉里一开始杀入小麦产业时所预测的那样，这个依靠中国市场发展壮大起来的外资粮企，正准备在小麦产业复制它在大豆产业上的成功——延伸出来的品牌（金龙鱼等）、小包装的打扮、贴近产区或交通要道、与中粮等竞争对手相邻而居、进入市场前期的低价倾销……所有的策略都与其在食用油上的同出一辙。单是看它的人才战略，就出手不凡，令其国内竞争者难望项背。比如，益海嘉里能为一个制粉师提供4000～6000元月薪（国内企业为2000～4000元），能为一个工厂总经理提供30万元的年薪（国内企业为15万～25万元）。此外，益海嘉里和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岗位技术人员附加补偿性竞业禁止协议，即这些人如果离开本企业，只要不到中粮或中储粮等主要竞争对手工作，益海嘉里在两年内仍每月发放70%的工资。

更重要的是，为了抢得粮源，益海嘉里不惜重金，从最细微处做起。

为了获取原料，益海嘉里收购小麦时价格一般均高于国内企业。另一方面，目前小麦加工行业利润薄弱，而为了快速开拓市场，益海嘉里又将部分产品低于市场价销售。“他们主要是战略性投资。”一位长期关注该企业的人士道出了益海嘉里在“抢麦”中的玄机——“益海嘉里试图在河南、河北、江苏、安徽、山东等小麦主产区的部分县市复制油脂及稻谷加工业务向源头延伸的成熟运作模式，即设立种业公司，构建从种子的研发、良种的推广、订单种植、订单收购一条完整链条；另一方面，在小麦主产区以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委托当地私营粮食企业等形式构建收储网络。”有记者在山东了解到，益海嘉里委托当地私营粮食收购企业、粮食局系统改制剥离的粮库等收购主体，代收代储小麦，益海嘉里确定价格，并为它们提供资金，完成任务后再支付佣金。通过粮食经纪人，益海嘉里建成了以兖州为中心，向西拓展到菏泽、梁山一带，东到泗水，北到宁阳的粮食收购网络。

益海嘉里曾经宣称，它们加工所用的小麦，绝大多数都是从国储粮库中拍卖而来的。果如此，它们这样处心积虑地布建收储网络究竟是为何？争夺粮源，夺得产业链中最重要的资源，这正是益海嘉里们的最初出发点。

小麦如此，在江西，在湖南，在全国的水稻产区发生的“抢稻”是不是同样的情形？只有一句话，那就是：的确如此。

这已经给中储粮的收储能力构成极大的威胁，对中粮及国内中小粮食加工者构成极大的挑战。

外资粮企行事低调而来势凶猛，“抢粮”大戏究竟意味着什么？

四、益海嘉里：上、中、下游通吃的真相在所谓的粮食全产业链里，粮源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也许是最重要的环节。益海嘉里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

延伸阅读：何谓粮食全产业链？

产业链（Industry）是指经济布局和组织中，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或相关联行业之间组成的具有链条绞合能力的经济组织关系。赫希曼（1958年）提出了产业链的概念，他指出产业链的联系分为“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业链中大量存在着上下游关系和相互价值的交换，上游环节向下游环节输送产品或服务，下游环节向上游环节反馈信息。

农业全产业链一词是从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不同专家、学者对其理解不尽相同。农业产业链，是由两个或多个市场主体，基于一定的地理信息系统（地域、环境等），以农产品为纽带，按照一定的逻辑和时空关系，结成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链网式一体化组织。

粮食全产业链是由粮食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构成。其中生产、加工是上游环节，流通、消费是下游环节，上游环节为下游环节提供粮食产品，下游环节为上游环节提供粮食需求、消费等反馈信息。粮食全产业链每个环节（产前—产中—产后加工—流通—消费），又涉及各自的相关子环节和不同组织载体。如产前环节包括种子、农机等生产资料的供应环节（涉及种子、农机供应商），产中环节包括粮食种植管理和农用物资供应环节（涉及农户或生产企业、农资供应商），流通环节包括产品的储运、批发、零售（涉及物流企业、批发商、零售商）。

打造粮食全产业链模式，据上海超限战营销策划公司总经理沈志勇总结，对于消费者而言，可以快速、有效地追溯食品源头，从而有利于杜绝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对于农业企业自身来说，第一，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加。通过控制上游的原料来源，可以保证中游稳定的产品加工。第二，可以有效地控制食品安全问题，从源头上防范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

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等，都是在食品源头上出了问题，那么，通过加强对上游食品原料的控制，就能较好地控制食品安全问题。第三，可以截取价值链的更多利润。企业通过对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全面控制，就能分享每一个环节的利润，从而使企业的盈利点增加，盈利能力增强。第四，通过掌握下游的渠道和终端销售，直接和消费者接触，就能够了解一手的市场信息，从而更好地指导和安排生产。第五，使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明显增强。全产业链公司实力更强，盈利能力更强，利润率更高，抗风险能力更强，从而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基业长青。

它的故事还是得从食用油开始说起，从益海嘉里进入中国时开始说起。

（一）着手下游，打造嘉里粮油小包装食用油市场霸主地位市场营销课有这么一个著名案例：一个制鞋公司希望打开南太平洋上一个岛国的鞋市场，派了两个业务员去做市场调查。一个回来报告说，鞋子在那儿卖不动，因为那里没有人穿鞋子。而另一个却回来说，太好了，那里市场太大了，因为那里没有人穿鞋子。两个业务员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各自得出的最后判断自然也就南辕北辙。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仅仅二十多年时间，嘉里粮油，这个由马来西亚著名华商郭鹤年一手打造的企业，借道中粮集团，以在广东建立南海油脂公司为起点，教我们中国人学会了食用小包装的精炼食用油，让我们知道了金龙鱼这个新创的品牌，同时也让我们让出了40%以上的食用油市场，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金龙鱼是从南海油脂——这个1990年由嘉里粮油和中粮集团下属公司合资建设的精炼厂——里“游”出来的。金龙鱼一经问世，就在中国食用油市场上掀起巨大冲击波，“福利油”一度成为它的代名词，轻便、易用和看似的价格不高，福利和送礼佳品，是它取得认同的法宝。中国人轻易就为金龙鱼改变了原来用散装油的习惯，小包装食用油一下子成了食用油消费的必需品。

在南海油脂之后，嘉里粮油九度追加投资，炼油生产罐装基地从1个增加到8个，分别位于深圳、青岛、西安、成都、厦门、上海、广西防城港、辽宁营口港，只不过除深圳的南海油脂外，嘉里再没有与中粮合作过。

原因很简单，中粮被嘉里算计了！中粮虽然在合资公司中间接持有的股份总和约47%，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股东，但它却没有对合资公司的控制权。

而更为重要的是，金龙鱼商标的归属权并不属于南海油脂，而是放在了新加坡郭氏集团的名下。显然，如果嘉里另建新厂，使用金龙鱼品牌生产和销售同种产品，中粮并不能得到利益。在此博弈格局下，中粮很难分享到金龙鱼快速成长的果实。这也成为尔后中粮从1992年起开始另立山头自创品牌，以一己之力开拓国产小包装食用油市场的缘由。

以南海油脂的金龙鱼为起点，嘉里粮油陆续在中国市场推出了16个品牌，其中较为著名的是胡姬花、鲤鱼、元宝、香满园、花旗、手标、巧厨等。这种多品牌战略在中国企业中是罕见的，按照当时南海油脂总经理李福官的说法，与其等竞争对手和自己争夺市场，不如自己先设置竞争对手，根据市场需求，在不同层面，从高到低，在不同品种上，设立不同定位的品牌遏制竞争对手的发展。

嘉里粮油的多品牌策略效果明显，据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食用油品牌市场占有率调研报告，2008年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为金龙鱼，实际占有率和加权占有率分别为30。83%和29。98%，胡姬花排在福临门和鲁花之后，实际占有率和加权占有率分别为4。84%和4。64%，加上香满园、元宝、鲤鱼等上榜品牌，嘉里粮油旗下品牌占据中国小包装食用油市场总体份额达4成。

嘉里粮油以小包装食用油布局中国市场，改变了中国老百姓以菜籽油为主的传统消费习惯，转而消费以大豆和棕榈油等进口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小包装食用油。据农业咨询机构“东方艾格”的数据，2006～2007年度，豆油和棕榈油已经占据了中国植物油消费市场的前两位，消费份额分别为37。3%和21。4%。

中国食用油市场消费结构的转变，为郭氏家族整合产业链中上游构建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成为郭氏家族征战中国粮油市场战略上的精彩伏笔！

（二）谋划中游，结盟ADM促益海成为中国最大粮油加工企业现在的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界，经常有人把2003～2004年的“大豆危机”与国际四大粮企ABCD联系在一起。其实，危机中获益最大的是郭氏家族所拥有的丰益集团直接控股的益海公司。ABCD中的ADM公司在危机中所获之益，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它对益海的投资上，当然，它在供应原料大豆环节上赚的钱除外。

进军中国大豆油压榨业，郭氏家族就是结盟ADM公司一起进行的。

让我们来说说当年的“大豆危机”。

作为大豆的原产国，大豆种植在中国已有4700年的历史，其他国家虽只有几十年的栽培历史但是发展迅猛。美国打着“帮助穷国发展农业”的旗号向巴西、阿根廷等国积极推广种植转基因大豆。其产量迅猛增长并很快超过中国，形成了大豆产量美国第一、巴西第二、阿根廷第三、中国第四的格局。1994年，我国大豆年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600万吨，但仍无法弥补我国的需求缺口。自1995年开始，我国从大豆净出口国摇身一变成为大豆净进口国。当年进口79。5万吨，到2000年时，我大豆进口量突破1000万吨。1996年，为弥补国产大豆的不足，国家调整大豆贸易政策，对大豆实行配额管理。当时，大豆进口普通关税税率为180%，优惠税率为40%，而配额内的税率却为3%。

1997年，国际大豆价格见顶。由于南美大豆种植面积的不断增长、全球气候条件良好，大豆产量和可贸易量节节升高，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大豆价格一度持续大幅下跌。豆贱伤农，使得中国与美国都减少了大豆的种植面积。但南美国家大豆种植面积却逆势而上，此消彼长，大豆价格在震**中不断攀升。

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以出现严重旱情为由，连续4个月将大豆库存数据调低;同时，美国以不满中美间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向中国多方施压，迫使中国向美国开出了150亿美元巨额订单，其中包括购买美国大豆。

两大因素导致国际大豆价格不断上涨。

2004年3月，中国大豆采购代表团抵达美国，在国际炒家哄抬下，作为国际大豆贸易定价基准的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CBOT大豆期货指数，从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经验不足的中国商家在恐慌心理的作用下疯狂加大采购力度，在折合人民币4300元吨的高价下抢购了数百万吨大豆。可是当中国采购团回国后，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美国农业部居然表示之前公布的数据失真，2004年将会是一个大豆的丰收年！随即，大豆价格急转直下，仅在当年的4月份，国际大豆价格暴跌50%，中国国内大豆加工企业由原先的全行业盈利一下子转为全行业亏损。

当价格差距变得如此巨大的时候，国内部分加工行业（以民营企业为主）无力消化高额的成本或者清偿银行贷款，不得不选择违约，放弃了原先在高价位签订的采购合同和定金（如果按合同价格进口大豆，每生产一吨就要损失500～600元）。此即所谓的“洗船事件”。对此，美方采取了凶狠的反制措施，包括向中国进口商提起诉讼，索赔金额达到60亿元人民币；国际粮商联合抵制中国民营企业，除一部分他们参股了的中国企业外，对其他中国进口商一律不再报价；同时，他们还联合修改对中国大豆出口的合同文本，加入许多针对中国大豆进口商的苛刻条款。目前，相关诉讼案还余波未了，对中国民营豆企影响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