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度惊动了《人民日报》等央媒出来进行舆论引导——“别让倍速播放成为常态”。在抨击影视剧质量问题的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可能因此丧失对美的感知能力的担忧。但事实上,这也是观众们对不断注水的影视剧,选择“拧干”而已。观众们用“快进”反抗,这又何尝不是影视剧制作方对明星高片酬的“反抗”?
2011年,乐视用2000万元买下了《甄嬛传》网络独播版权,令人惊叹大手笔。因为往前数五年,2006年,爆款的《士兵突击》每集只卖到了3000元,整部电视剧都不到10万元。但从2011年再往后数五年,到2016年,腾讯狠砸8。1亿元垄断了《如懿传》的网络播出版权。数量级的蹿升,破纪录的天价,惊呆了吃瓜群众。
当爆出《如懿传》两名主演的片酬高达1亿元后,人们好像释然了。一线明星们动辄千万元的片酬已经不是秘密,演员总片酬占到成本预算23以上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剧本的打磨、拍摄、制作等本应是影视制作链条更重要环节的投入被大幅缩减。粗制滥造成了无奈之举。
而此时,流量明星就代表着“叫座”,就代表着高投资。制作方主动或者被动地大量使用天价的流量明星,轧戏、抠图、低劣特效等现象层出不穷。为了收回成本,制片方选择把篇幅拉长,加入回忆式的重复内容,或是无意义的影像留白,有效内容被不断稀释。于是,国产影视剧的篇幅越拍越长,集数越来越多。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数据,2010年全国完成并获得《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剧目约436部,14685集,而到2017年则达334部,14912集。六年时间,平均一部电视剧从34集增长到45集,热播的古装剧更是达到60集以上。当人们觉得《甄嬛传》76集已经突破极限时,《如懿传》直接到了87集。
拿到“香饽饽”的视频网站,除了费尽心思地提供“拧干”服务,来争夺人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外,对真正的好货“吃”起来也绝对不含糊。
视频网站一直在“用户黏性”和“盈利”这两个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件上进行着探索。
对于前者,以内容立足的视频网站,在各大互联网巨头的支持下,依旧以重金抢夺优质影视资源,期待活下来的乱世之王能够收割未来胜利的果实。对于后者,从广告收入到付费会员,尽管遭遇吐槽不断,但用户习惯渐已养成。广告部分,时间从30秒到2分钟不断拉长已经是常态,插播、贴片、挂角等“花式”不断翻新。会员部分,VIP付费模式培育了很多年,愿意花钱看剧的习惯正逐渐建立。但影视剧的价格在以火箭的速度蹿高,视频网站的版权亏空仍旧难以填平。
于是“超前点播”的收费模式出现了。在一些优质热剧接近大结局的时候,观众可以以3元一集的价格提前观看。到了2019年,一部叫作《庆余年》的电视剧热播,在播出不足一半时,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就使出了“大招”,VIP会员可以再付费50元,提前解锁全部内容。对VIP会员二次收费,惹了网友的众怒,甚至遭到诉讼,连《人民日报》也没忍住发文痛批,“超前点播”吃相难看。
难看的吃相,让我们看到了视频网站背后的焦虑和无奈。在VIP会员用户们逐渐习惯二次付费后,这很快也会成为一种常态。毕竟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优质视频,早晚都要习惯,早晚都要被收割。只是直接付费,还是被电商导流,或是被大数据挖掘出其他的商机,不同的形式而已。
2016年前后,广电总局也开始了对“注水内容”的铁腕治理,先是发布“限古令”,随后对宫斗剧、抗战剧、谍战剧进行内容审查,同步纠正“老剧翻拍”的不良创作倾向。从制片公司到视频网站多家公司发布声明,要抵制不良现象。
整个行业进入调整和反思阶段。
电影增长按下暂停键
2016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李安导演在一场主题为“票房即将超美国,成为老大还差几件事?”的论坛上,恳请“电影人不要浮躁,市场再好也别揠苗助长”,成为媒体盘点这一年娱乐圈的热点事件之一。李安说,大陆要珍惜电影的黄金机会,不要像香港、台湾抢明星抢题材,恶性跟风,走到泡沫化、明星化,电影资源不平均的恶性循环。
此时,被贴着浮躁标签的文化娱乐行业,需要调整的又何止是片酬和内容质量。
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电影一直高歌猛进,票房从2001年不足10亿元发展到2016年的457亿元,银幕总数达到41179块,成为世界上银幕数最多的国家。15年间票房翻了近50倍,跃居成为全球电影市场的第二位,眼看着就要追上北美。
2016年,中国电影却进入到了中场休息的状态。
从几年前的《泰囧》开始,10亿元票房就成了检验一部好电影的标准之一。2016年年初,周星驰的《美人鱼》收获33亿票房,很多人内心松了一口气,终于还上了欠星爷的一张电影票。但随后,仅有4部电影勉强冲破10亿元大关。全年票房几乎和前一年持平,逐梦全球电影市场冠军的奔跑似乎被按下了暂停键。2016年,中国电影没有出现又一个井喷之年,随着幽灵场买票房等丑闻不断爆出,流行多年的票补被踩了急刹车,电影大盘意外地停摆了。
2016年3月,《叶问3》上映,“午夜场”“幽灵场”“花样包场”等片方买票房的操作,又一次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全国影院。
买票房通常与保底相伴相生。票房保底是发行方对于制作方做出的票房承诺,如果最终观影没有达到保底票房数字,发行方仍需按照承诺数额分账给对方,超出保底数字的话,那分账比例会对发行方更有利。在利益的驱使下,电影发行方往往不吝惜花费重金来提高排片率,推高票房。前一年,票房高达24亿元的电影《捉妖记》,被媒体质疑用4000万元刷票房,还引发了全国电影市场集中治理百日行动。
在政策高压下,《叶问3》买票房的冒险行动是背后有更大的利益黑洞。《叶问3》上映之前,投资方快鹿集团开出了10亿元票房的保底,随后又通过旗下两家公司认购了以《叶问3》的票房收益权为标的的基金。同时,其票房收益权还以“电影众筹”的形式在各大P2P平台上亮相。一场以电影票房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布局完成,一众人等待着电影完成放映后收割胜利的果实。
然而,《叶问3》明目张胆地拉高票房惊动了广电总局,总局介入,并进行了调查,随后相关上市公司股价跳崖式下跌,理财产品出现兑付困难,虚假排片的73家影院被严重警告,本来质量尚可的《叶问3》也因此蒙羞。
但“提高排片率,推高票房”的目标从来都是产业链条上各个主体的追求。两年前,线上平台带着资本入场,开启了轰轰烈烈的“9。9元看电影”的票补行动。
2014年,暑期档《变形金刚4》上映,线上售票平台开始对电影票价进行大规模补贴。三天时间,票房就突破了6亿元大关。猫眼以美团作为导流入口,贡献了30%以上的份额,这让平台方与公众都尝到了甜头,也拉开了票补的序幕。
线上平台烧钱争夺用户、培育市场,成功推动了票务市场从线下到线上的大洗牌,也让“剩下者”笑到了最后,留下阿里系的淘票票和美团的猫眼两强势力。更重要的,影院排片被成功“绑架”,《泰囧》《港囧》等采用小成本、大分发的手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享受到“果实”的电影制作方,随后也加大了在宣方阶段的成本,参与到票补的行动中,并被裹挟着愈演愈烈。2017年,全年票房达到559亿元,票补金额超过20亿元,其中片方投入超过12亿元。
2016年,正是互联网平台完成引流,定格两强,减少票补投入,但制片方还未全面接棒跟进的“间隔年”。票补总量降温,市场很快失去了一部分习惯“9。9元观影”的人群。这一年,烂片频出为李安导演的担忧做了扎实的注脚,大众理性选择后,电影票房没有延续往年的高增长。
电影市场的发展,是以资本吸引消费者观影,从而保障收益,还是将好钢用在刀刃上,在制作环节求得精良,将选择权真正交给大众。这在当时有过很多激烈的讨论。冯小刚导演直接向票补开火,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电影的核心应该是内容,而不是市场手段。线上平台则认为这是培育消费者进入影院的观影习惯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各自有不同的立场。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当制片方将更多的资金分给宣发票补时,制作本身则会面临和“明星片酬天价挤占成本”一样的尴尬。2018年,广电总局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票补,给这场以资本引导消费的“招数”来了个急刹车。
对于娱乐产业不良现象的治理,可不仅仅是票补。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2018年5月,崔永元一篇微博激起千层浪。
这篇微博曝光了娱乐圈通过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的黑幕,暗指范冰冰4天6000万元的天价片酬。这引起了监管部门对高收入群体纳税情况的关注,国税总局及地方税务部门迅速介入调查明星纳税问题。历时100多天,调查结果出炉,范冰冰需要补缴税款和罚金8。84亿元。
霍尔果斯原本是中国西部的边陲小镇,于2010年成为国家特批的特殊经济开发区,入园企业能享受“五免五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效期十年。企业纷至沓来,几乎所有著名的影视公司都去霍尔果斯开了子公司或“孙”公司。顶着“霍尔果斯”前缀的影视公司名字大量见诸银幕,2017年,《战狼2》上映,三家出品方均注册在霍尔果斯。
当影视娱乐圈卷入巨大旋涡,霍尔果斯的众多影视公司也人去楼空。
在政策和舆论的强压力下,天价片酬的异象终回归理性。当片酬回归理性,宣发让位于制作,以内容为根本的价值追求开始回归。
(1) IualProperty的缩写,原本是一个法律词汇,通常被译为知识产权。但在2016年前后,这个概念被赋予了非常神奇的内涵,从文学作品、游戏、动漫,到历史文化、创意,再到网红、流量明星等一切可以把知名度转化为可消费内容的要素,都可被称为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