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会放过你。下一次,不会再有特赦。”
他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然后将信纸投入壁炉。火焰吞没字迹的瞬间,他嘴角竟浮现出一丝冷笑。
他知道对手是谁??不只是迪蓬纳、不是贝尔,也不是某个部长或将军。而是整个机器:一个依靠恐惧维持运转、以秩序压制异议、用爱国主义包装暴力的庞大体制。它容忍批评,只要不触及根基;它允许辩论,只要最终回归服从。而他所做的事,正是撬动那根最敏感的杠杆。
一周后,巴黎大学文学系举办公开讲座,主题为“现代作家的社会责任”。主办方原本邀请了一位亲政府的保守派评论家,但在开场前三小时,那人突然称病缺席。学生们群情激愤,自发推举莱昂纳尔代为演讲。
消息传出,礼堂外早早排起长队。不仅有学生,还有记者、艺术家、工人代表,甚至几位穿着便服的警察混迹其中。下午三点,莱昂纳尔步入讲堂。他没有穿西装,只是一件旧呢大衣,领口磨得发白。
全场起立鼓掌。
他站上讲台,目光扫过人群,平静开口:“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那些让人不安的东西?我说,因为我害怕沉默比文字更危险。”
台下鸦雀无声。
“一百年前,伏尔泰为卡拉斯案奔走呼号;八十年前,雨果为德雷福斯伸张正义。他们也曾被斥为‘叛国者’、‘煽动家’。可历史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不是因为他们顺从,而是因为他们拒绝闭嘴。”
他顿了顿,声音渐强:“今天我们谈论殖民地的‘文明使命’,可谁听见了阿尔及利亚母亲的哭声?我们歌颂军队的‘荣耀胜利’,可谁记得越南村庄里的焦土与尸骸?如果作家不能替那些无法发声的人说话,那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掌声如潮水般涌来,夹杂着激动的呐喊。几名便衣警察交换眼神,悄然退场。
三天后,教育部发布通知,称“某些高校活动存在不当言论倾向”,责令整顿校园风气。巴黎大学被迫取消后续系列讲座,校方领导层集体辞职。然而,那份演讲稿已被抄录数十份,秘密流传于地下读书会、工人俱乐部与海外留学生团体之间。
十月的第一个星期,莱昂纳尔接到出版社通知:《流亡者手记》即将付梓,首印三千册。编辑兴奋地说:“读者预订已超过五千,我们在考虑加印。”
他笑了笑,没说什么。当晚,他独自前往塞纳河边散步。秋风卷起落叶,河水幽暗如墨。他站在新桥栏杆旁,望着水中倒影,忽然觉得那个影子不像自己,倒像某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驱。
远处传来钟声,圣母院的晚祷开始了。
他转身离去,衣角拂过石板路,留下一道看不见的痕迹。
几天后,一份来自外交部的秘密备忘录流出:
>“鉴于莱昂纳尔?朱尔法近期活动频繁,言论极具煽动性,建议限制其出境自由,必要时可依据《紧急状态法》实施监控。另,应加强对外国媒体对其采访的审查力度,防止其成为反法宣传工具。”
这份文件最终未能执行。因为就在同一天,欧洲十余家主流报刊联合发表声明,宣布将提名莱昂纳尔?朱尔法角逐首届“国际思想自由奖”。瑞典学院一位评委公开表示:“在这个越来越多人选择沉默的世界里,他仍敢说出真话,这本身就是一种革命。”
寒冬来临前,一封信寄到了他的住所。信封上没有署名,但笔迹熟悉。他拆开一看,竟是贝尔检察官的亲笔:
>“我曾以为你是敌人。现在我才明白,真正背叛誓言的是我自己。我把法律当作升迁的阶梯,把良知锁进抽屉。而你,哪怕面对牢狱与放逐,依然挺直脊梁。请继续写下去??至少让我能在黑暗中,看见一点光。”
莱昂纳尔读完,久久未语。他将信收好,放进书桌最底层的抽屉,旁边是一叠剪报、几封读者来信,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他年轻时与父亲在诺曼底海边的合影,父亲指着大海说:“儿子,世界比你看到的要大得多。”
雪开始下了。
第一片雪花落在窗台上,随即融化。他点燃煤油灯,翻开日记本,在最新一页写下:
>“他们可以赦免我,但无法赦免真相。他们可以封锁言论,但挡不住思想的传播。只要还有一个读者愿意倾听,我就不会停笔。这不是勇敢,而是责任??作为一个活着的人,对这个时代最基本的回应。”
合上本子时,钟敲八下。
楼下传来敲门声。
他起身开门,门外站着一个戴鸭舌帽的年轻人,怀里抱着一摞刚印刷好的《流亡者手记》样书。
“先生,”青年声音颤抖,“我能请您签名吗?这本书……可能会改变很多人的一生。”
莱昂纳尔接过笔,沉默片刻,在扉页写下一句话:
>“献给所有不愿麻木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