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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1 1959 年上海师院报到记 高考遗憾与专科生活初章（第1页）

1959年9月13日，我与洪丕柱一同前往上海师范学院报到，人生的崭新篇章自此翻开。

那一年，正值“大YUE进”后的调整时期，可报纸上“跃进”的声浪依旧未歇，高校招生规模也因此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海师范学院这一年共招收2500名学生，仅中文系专修科就达600人，按三十人一班的标准分成20个班级——这般大规模招生，正是为了缓解50年代生育高峰带来的师资紧缺问题。

这600名专科生中藏着不少佼佼者，很多人高考分数颇高，只因家庭成分出身不佳，才遗憾进入专科；反观本科生群体，不少人成绩平平，却凭借“工农子弟”的身份得以录取。当时盛行的口号是“向工农兵子弟敞开校门”，这看似普惠的政策，实则偏离了公平竞争的轨道，成了“唯成分论”主导的招生准则。

我心里清楚自己的高考分数并不低。当年高考总分500分，涵盖语文、政治、外语、地理、历史五科（每科满分100分），我粗略估算，自己的总分应在430至450分之间。若不是“唯成分论”的限制，再加上中国人民大学招生的误导——该校仅招两名学生，且早己内定——我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复旦大学新闻系，本该是十拿九稳的事。

那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40人，其中20名是外地学生，20名是上海本地学生。我同班的金嘉诚“考中”了，可这“考中”实则近乎“保送”。他的语文成绩本就一般，作文只得了3分；而我高中三年的作文，次次都是5分，连4分都未曾有过，论语文水平，他与我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值得一想的是，延安中学高考预考时，我是全校第二名，金嘉诚却名落孙山；此外，我当时带着几分“文青范儿”，早己在校外报纸媒体上发表过文章。他能走进复旦大学，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出身工人家庭，二是担任过学生会干部。若纯以分数论高低，我虽不愿说他“不合格”，但他的成绩绝对无法与我相比。

即便在我们这届专科生里，也不乏后来的优秀人才。我同班有个叫黎中城的同学，毕业后进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创作研究班深造，后来成了样板戏《海港》（京剧）的编剧之一，还曾任上海京剧院院长；同行的洪丕柱，后来也成了数学系领域的专科人才。反观当年那些本科生，我反倒没听说有谁日后成了知名人物。

高考，终究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

接下来，再说说在师院中文系专修科那两年的大学生活。

虽说心中满是怨气，但我也只能随遇而安——能有书读，己是万幸。

我被分到了一班，班里的干部配置很明确：班主席陶连云，是本市金山县委的通讯员，己婚，年龄约25岁，还是中共党员；班团支部书记徐俊胜，山东人，23岁；团组织委员黎中城和我同岁，都是19岁；宣传委员杨云棠，20岁；体育委员张木英，是个女生，出身农民家庭；文娱委员郑立人，是历届生，去年高中毕业没被录取，今年再次报考才考上，却也只进了专科。

班主席陶连云因为是班里唯一的党员，几乎大权独揽，大小事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他还特意安排了一位班主席助理，名叫韩进声，原本是宝山罗店的小学教师，年纪约28岁，早己结婚生子，有多年教学经验。当时高考年龄放宽到30岁，他才侥幸考上大学，想着通过两年进修，能名正言顺地从小学教师晋升为中学教师。

再说说班里的整体情况：全班共30人，男生20名，女生10名。

开学初，陶连云问我身体素质怎么样，我回答“很好”，他便首接任命我为体育干事。那时我们有严格的作息制度：晚上九点就寝，九点半准时熄灯；早上五点半起床，五点西刻必须在操场上集合，集体做早操。

自从担任体育干事后，每天带领大家做广播操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原本的体育委员张木英，作为农村来的姑娘，在体育组织方面几乎没什么经验，很多事都难以胜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农村来的学生，与市区高中毕业生在综合能力上确实存在不小的差距。

我毕业于延安中学，而延安中学的毕业生，必须通过苏联“劳卫制”（即“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的考核。这一制度涵盖的田径项目极多，包括短跑、中跑、长跑、铅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立定跳远，还有单杠引体向上、双杠、垫上运动、跳山羊等，每一项都有明确的达标标准；除此之外，篮球、台球、长跑，以及10公里负重行军跑等项目也在考核范围内，要求都不低。

就拿10公里负重行军跑来说，规定要在70分钟内完成，班里一大半同学都达不到这个要求，有的甚至根本跑不到终点。而我不仅完成了，还只用了62分钟——比规定时间提早了8分钟。这样的成绩，也足以证明我的体质确实不错。

一个学期过去后，班里重新选举体育委员，我被全班同学一致推选为新的体育委员，张木英改任女生体育干事，谈廷生则担任男生体育干事。

我们三人组成了新的班级体育委员会，由我负责统筹。后来学院成立“民兵组织”，我又加入了基干民兵队伍，还被任命为民兵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