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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2章 伤痕愈合各自前行（第1页）

省厅的改革专班办公室里，最后一箱文件被搬到车上时，冰如突然蹲在地上哭了。窗外的玉兰花刚谢，落了一地白瓣，像极了实验室里那些破碎的基因图谱。她手里攥着第17号实验体画的画，三个手拉手的小人被得边角发卷——这是她参与开发“基因编辑技术监管平台”的最后一天，明天她就要去国家生物安全研究所报到了。

“哭什么，又不是再也见不到了。”刘畅递过纸巾，自己的眼眶却也红了。桌上的台历被红笔圈着一个个日期：3月15日，严正明案一审判决；5月2日，监管平台上线；7月8日，第17号实验体说出第一句完整的“谢谢”……每个日期背后都藏着一段熬红了眼的夜晚，一段攥紧了拳的对峙。

冰如抹掉眼泪，从包里掏出一个U盘：“这是我给你留的后门程序，以后警队系统有漏洞，首接调这个就能查。”她顿了顿，声音发闷，“其实我不想走的，可是……每次看到那些基因序列，就想起地下室里的培养舱。”

刘畅抱住她，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消毒水味——那是在实验室待久了留下的味道，洗了三年都没洗掉。“去做你该做的事。”她拍着冰如的背，“你守住了技术的底线，我们才能守住人的底线。”

车窗外传来喇叭声，灯明探进头来，胳膊上的伤疤在阳光下泛着浅粉色。他刚从基层派出所回来，黝黑了不少，眼角的笑纹也深了：“再不走赶不上老周的退休宴了，那老头非说要敬你三杯。”

老周的退休宴设在城郊的农家乐，院子里的葡萄藤爬满了架子。他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胸前别着褪色的警徽，见人就拉着说自己整理的举报线索册：“一共三百七十条，查实了八十七条，不算给警队丢人吧？”他给刘畅倒酒时，手还在抖，“当年要是我再硬气点，老陈就不会……”

“过去的事了。”刘畅按住他的手，“您现在做的，比谁都有意义。”

酒过三巡，灯明突然被一群村民围住。上个月他帮村里找回了被拐三年的孩子，孩子的奶奶非要把家里的老母鸡塞给他，鸡扑腾着翅膀，惊飞了葡萄藤上的麻雀。“灯警官别走了呗，我们村还缺个片儿警。”有人喊着，引来一片哄笑。

灯明挠着头笑，露出两排白牙：“我申请调这儿来了，下周就报到。”他看向刘畅，眼里闪着光，“你还记得严正明案里那个被胁迫的司机吗？他儿子就在这村小学，我想看着他考上大学。”

刘畅突然想起三年前那个雨夜，灯明捂着流血的胳膊，把证据箱死死抱在怀里的样子。那时他眼里的火，和此刻看着孩子们奔跑的温柔，原来从来都是同一种东西——对“守护”两个字的较真。

宴席散时，老周拉着刘畅的手，往她兜里塞了个布包。打开一看，是枚磨得发亮的铜质书签，和她母亲那枚几乎一模一样。“这是老陈的，当年他总说，法理之外还有人情。”老周抹着眼泪，“他要是能看到今天，该多好。”

回城的路上，冰如靠在车窗上打盹，手里还攥着那幅画。刘畅翻开老周给的举报线索册，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伤痕会结疤，但不能忘了疼。”她突然想起严正明临刑前的最后一封信，字迹潦草得像要散架：“告诉17号，她的名字很好听，像我母亲种的栀子花。”

国家生物安全研究所的入职仪式上，冰如站在国旗前宣誓时，突然看到台下坐着第17号实验体的母亲。女人穿着干净的衬衫，手里捧着一盆栀子花，花瓣上还带着露水。仪式结束后，她把花盆递给冰如：“孩子说，让你种在实验室窗外，她说‘姐姐的电脑太亮了，需要点白颜色’。”

冰如抱着花盆站在窗前，看着楼下游行的队伍——今天是《生物安全法》实施一周年，举着标语的学生里，有几个戴着“基因志愿者”的徽章。她打开电脑，监管平台上显示着全国237家生物实验室的实时数据，绿色的安全灯一排排亮着，像黑夜里的星。

基层派出所的院子里，灯明正教孩子们踢正步。被拐的那个孩子腿有点跛，总跟不上节奏，他就蹲下来陪着练，汗水滴在水泥地上，晕开一小片深色。有村民跑来喊：“灯警官，你上次帮找的牛又回来了！”他笑着应着，起身时膝盖“咔”地响了一声——那是被严正明的人打的旧伤。

晚上整理卷宗时，他看到刘畅寄来的信，里面夹着张照片：她穿着警服，站在新落成的警史馆里，身后是“严江案”的展品柜，玻璃罩里放着那本黑色笔记本和母亲的铜质书签。照片背面写着：“下周去看17号，她说想你了。”

刘畅推开康复中心的门时，第17号实验体正在画水彩。画纸上有蓝色的海，白色的船，还有三个手拉手的小人，这次她在旁边写了名字：“我、妈妈、刘姐姐”。女孩看到她，突然丢下画笔扑过来，抱住她的腰：“医生说我能上学了，和别的小朋友一样。”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女孩头顶的发旋上，像镀了层金。刘畅摸着她的头，想起冰如说的，孩子的基因序列正在慢慢稳定；想起灯明说的，村里的孩子都知道“拐小孩是坏蛋”；想起老周说的，新举报的线索越来越少了——原来伤痕愈合的样子，不是忘了疼，而是带着疼，一步步走向亮处。

离开康复中心时，她去了趟墓园。母亲的墓碑前放着束新鲜的雏菊，是冰如昨天来放的。她蹲下来，擦掉碑上的灰尘，轻声说：“妈，我们做到了。”风穿过松树林，沙沙的响，像极了母亲当年翻案卷的声音。

警队的改革还在继续，新的案件也在不断出现。刘畅偶尔会在深夜接到冰如的电话，说监管平台拦截了可疑实验；会收到灯明的短信，附带着孩子们踢正步的视频；会在信访大厅看到老周，他还是那句话：“小刘啊，这线索你得帮我看看……”

秋末的一天，刘畅在整理旧案卷时，发现冰如留下的U盘里有个隐藏文件夹。点开后是段视频：严正明在看守所里，背对着镜头，用手指在墙上画着什么。放大了才看清，是朵栀子花，画得歪歪扭扭，像个初学写字的孩子。

窗外的银杏叶落了满地，黄得像阳光碎成了片。刘畅合上案卷，起身走向会议室——新入职的警员正在宣誓，声音洪亮得震得窗玻璃发颤。她看着那些年轻的脸，突然想起很久前那个雨夜，她和冰如、灯明蹲在别墅外的竹林里，看着严正明的车消失在黑暗中。那时他们都以为，这场仗要打很久很久，却不知道，所谓胜利，从来不是某一刻的欢呼，而是无数个“后来”里，有人守住了当初的信念。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冰如发来的照片：研究所窗外的栀子花开了，白色的花瓣映着蓝天，像极了17号实验体画里的颜色。配文只有三个字：“都好呢。”

刘畅笑着回复：“我们也是。”

阳光穿过走廊，在地面投下长长的影子，像一条通往远方的路。路的尽头，有人守护着技术的底线，有人守护着人间的烟火，有人守护着最初的信仰——他们带着各自的伤痕，朝着同一个方向，慢慢走，稳稳走，把那些破碎的、疼痛的，都走成了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