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正明伏法的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湖面,激起的涟漪远未平息。市中级法院的判决文书公开后的第三天,省纪委监委官网发布了一份长达57页的案件通报,详细披露了严正明及其背后34名“保护伞”的犯罪细节。通报发出后,不到两小时就登上了各大新闻平台的头条,评论区的留言以每分钟数百条的速度增长,从震惊、愤怒到反思,字里行间都透着公众对这场权力崩塌事件的复杂情绪。
刘畅坐在办公室里,指尖划过通报上的每一个名字。这些曾经在电视新闻里笑容满面的“父母官”,如今成了阶下囚——有人利用土地审批权为严正明输送利益,有人在公安系统内部为其通风报信,甚至还有两位法学教授,收了钱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为基因编辑实验“正名”。
“最可怕的不是个人的恶,是制度的漏洞让恶有了滋生的土壤。”灯明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基层民警的联名信。信上有两百多个签名,都是参与过严江案后续调查的警员,他们在信里呼吁“建立更严格的官员监督机制,杜绝‘双面人’现象”。
刘畅接过信,翻到最后一页,看到老周的签名歪歪扭扭的,墨迹却格外用力。老周虽然因胁从犯罪被判了缓刑,但申请加入了“警队廉政监督志愿者”队伍,每天戴着老花镜整理群众举报的线索,比在职时还要认真。
“省厅让我们提交一份案件总结报告,重点分析制度层面的问题。”刘畅指着电脑屏幕上的表格,“我整理了这几年与严正明相关的举报记录,发现早在五年前就有人反映他‘生活作风不正’‘插手工程招标’,但都被以‘查无实据’压下去了。”
冰如抱着笔记本电脑走进来,屏幕上是她做的数据分析图:“我对比了近十年的官员财产公示数据,发现严正明的申报金额每年都‘稳定增长’,完全符合‘清廉干部’的标准,但他在海外的秘密账户里,光是去年就有两千多万的资金流动——这些根本没体现在公示表里。”
“财产公示制度形同虚设。”灯明冷笑一声,“他的别墅登记在‘亡妻妹妹’名下,豪车挂在下属公司户头,只要稍微隐蔽点,就能避开核查。”
三人正讨论着,李厅的电话打了进来,语气凝重:“中央巡视组看到了你们的初步报告,很重视。明天召开全省政法系统警示教育大会,让你在会上发言,重点讲讲‘如何从制度上防止权力失控’。”
挂了电话,刘畅看着窗外的梧桐树。深秋的风卷走了最后几片叶子,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蒙蒙的天空,像无数双质问的手。她突然想起严正明在法庭上的最后一句话:“如果每一次举报都能被认真对待,我或许走不到这一步。”这句话当时听着像狡辩,此刻却让她心里沉甸甸的。
警示教育大会设在省人民会堂,台下坐着两千多名政法系统干部,鸦雀无声。刘畅站在发言席上,没有念准备好的稿子,而是举起了那本从地下室搜出的黑色笔记本——严正明记录每个“猎物”软肋的本子。
“这本子里记着三十西个人的名字,他们中有局长、教授、企业家,每个人都曾是别人眼中的‘能人’‘清官’。”刘畅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会场,“严正明为什么能拉他们下水?不是因为他手段多高明,而是因为我们的监督机制有太多‘盲区’:举报渠道不畅,核查流于形式,问责避重就轻……这些漏洞,让权力成了脱缰的野马。”
她展示了冰如做的对比图:“严正明担任副市长期间,平均每三天就有一次‘加班’记录,而这些‘加班’时间,恰恰是他去别墅的时间。如果考勤制度能和行踪追踪联动,如果财产公示能与海外账户核查对接,或许很多悲剧都能避免。”
台下响起一阵骚动,有人低头记着什么,有人脸色苍白地攥紧了笔。坐在第一排的省政法委新书记轻轻点头,示意她继续说。
“基因编辑实验能在市政大楼地下室进行三年不被发现,暴露了对‘特殊领域’监管的空白。”刘畅调出实验室的照片,“我们有严格的生物审查制度,但严正明利用‘医学研究’的幌子,就绕过了所有审批流程。这说明,制度不仅要‘有’,更要‘严’,要让每一个环节都有不敢碰的‘红线’。”
发言结束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会后,多位地市公安局长找到刘畅,手里拿着密密麻麻的笔记,有人问“如何建立举报线索快速核查机制”,有人请教“怎样避免内部人员通风报信”,讨论声在会堂外持续了很久。
制度改革的齿轮开始缓缓转动。省人大常委会率先启动了《官员财产公示信息比对办法》的修订,要求将配偶、子女的海外资产纳入核查范围,由税务、银行、海关等部门联动审核,杜绝“体外循环”;省公安厅则推出了“警队廉政档案”系统,将民警的家庭关系、社会交往、消费记录等纳入动态监控,一旦出现异常就自动预警。
刘畅和冰如被抽调到改革专班,负责设计“权力清单阳光化”系统。冰如编写的程序能自动抓取新闻报道、群众留言里的“关键词”,与官员职责范围比对,一旦发现“跨界干预”的苗头就发出警报。试运行期间,就成功阻止了一起某市公安局长插手经济纠纷的事件。
这天,刘畅接到第17号实验体母亲的电话,说女孩能说出完整的句子了,还画了一幅画:蓝色的天空下,有三个手拉手的小人,旁边写着“警察姐姐”“妈妈”“我”。
“医生说她恢复得很好,下周就能转到康复中心了。”母亲的声音带着哽咽的喜悦,“政府给我们申请了救助金,还安排了心理医生……谢谢你们,让我们能重新活下去。”
挂了电话,刘畅走到窗边,看到楼下的宣传栏里贴着新的《政法干警行为规范》,几个刚入职的年轻警员正围着看,手里拿着笔认真地做标记。阳光透过玻璃照在他们脸上,带着蓬勃的朝气。
灯明拿着一份文件走进来:“老周整理的群众举报线索里,有一条涉及某监狱的减刑黑幕,省纪委己经立案了。”他笑着晃了晃手里的纸,“你看,制度再完善,也得有人较真才行。”
冰如的电脑屏幕上,是新开发的“基因编辑技术监管平台”界面,全国所有生物实验室的实验项目都要在这里备案,每一步操作都有电子留痕。“昨天有个实验室想偷偷进行人类胚胎编辑,刚提交申请就被系统拦截了。”她的语气里带着自豪。
夕阳的余晖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影。刘畅想起严正明在法庭上的眼神,想起那些在实验中逝去的生命,想起母亲留下的铜质书签。她知道,一场案件的结束,不代表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但只要制度的漏洞在一点点被填补,只要还有人愿意为正义较真,就一定能挡住黑暗的蔓延。
桌上的案件总结报告还没写完,刘畅拿起笔,在“未来工作建议”那栏写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监督无死角——这不是一句口号,是需要用每一个细节、每一次坚持去实现的承诺。”
窗外的天空渐渐暗了下来,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像无数双警惕的眼睛,守护着这片经历过风雨的土地。余波或许还未平息,但新的秩序正在悄然建立,带着伤痛,也带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