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石山也极为赞同。
就拿此前决定性的大战徐州之战来说,元廷若无四处义军蜂起之患,能调动全国精锐,则一年之内发动数次,乃至十数次同等规模的围剿都不是什么难事。
而红旗营即便每次都能惨胜,乃至大胜,境内百姓的生产生活,也会受到大战持续的干扰和破坏,时日迁延,钱粮必会因此而逐渐枯竭,战争潜力也会在连番大战中消耗殆尽。
届时,若不能再打下并稳定控制新的钱粮产地,作为补充,则败亡只是时间问题。
叶兑铺垫这许多,正是为了引出自己呈文开篇所强调的“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规模”。此刻,他目光炯炯地看向石山,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道:
“是故,我红旗营现今掌控之地,规模虽已不小,声威亦足,然距离成就王霸之业,一统天下的坚实根基,相差仍远。下一步,力量该向何处投送,地盘该向何处拓展,方是重中之重。
纵观全局,愚以为,元帅今后需集中力量拓展的方向,无外乎南、北、西三面。
属下不才,请为元帅试论此三面之势?”
叶兑刻意没有提到东面,实因红旗营现有地盘在大元版图中已属东部,滁州以东仅余扬州路,拓无可拓,且此地无险可守,东进或可为之,却改变不了当前的被动形势,根本上升不到战略层面。
而随着红旗营的快速崛起,整个天下早已偏离了原有的历史轨迹,被石山改的面目全非,他现在急需这种高屋建瓴,纵观全局的战略规划。
石山当即挺直脊背,神色肃穆,如同聆听教诲的学生般,对叶兑拱手行礼,语气极为诚恳:
“祭酒请畅所欲言,石山洗耳恭听!”
叶兑书房中并未张贴和悬挂舆图,但叶兑与石山二人,一位是胸藏寰宇的谋士,一位是纵横沙场的统帅,心中皆有一幅活的天下江山图卷,无需再画舆图,山川形势自明。
叶兑稍稍清了清嗓子,从容道来:
“首先讲西面。庐州路和濠州以西,乃是黄州路、蕲州路及汝宁府等地,皆是徐寿辉和刘福通两部红巾军的活动区域。
当前大势,元廷仍为心腹之患,红旗营与徐寿辉、刘福通等部,纵有龃龉,亦需遥相呼应,联手抗元,且彼等经营日久,根基颇深,又因连番大战,流民四起,生产停顿,钱粮日渐枯竭。”
叶兑顿了顿,给出自己的结论:
“是故,西进之路,几无伸展余地。强行为之,徒耗兵力,甚或迫使彼等倒向元廷,殊为不智。红旗营当前的战略焦点,实则仅剩南、北两向可供抉择。”
在徐州取得空前大捷后,关于下一步进军方向,石山麾下文武已经进行过数次小范围的激烈争论,众人提出了各种方案:
有主张趁元军与徐宋大军在江南鏖战正酣,抓紧时间打造水师,趁机渡江夺取集庆路,据龙蟠虎踞之地者;有建议向东发展,攻取淮安、扬州,彻底掐断元廷漕运命脉者;
甚至,还有少数激进者,鼓吹应挟大胜之威,北渡黄河,直捣腹里,威逼大都。或持稳重态度,认为应尽起大军,西破寿春,以全取安丰路。
石山虽以“巩固根基,消化战果”为由,暂时压下了麾下文武急于再开大战的呼声。
但他明白,新兴势力上升期的扩张之势不可阻挡,即便是他,也只能凭借个人威望强压一时,待与元廷“招安”谈判争取来的宝贵休整期一过,大军必然要指向一个明确的进取方向。
对此,石山内心也曾多有权衡纠结。
毫无疑问,西进性价比最低,可以直接否定;东进最容易,但战略价值有限,反弹也不小;北进过于冒险,近乎幻想;南进则最具潜力,一旦成功,便可据有富庶江南,但难度也最大。
水师刚刚起步,急缺能够制霸江河的战船。若不能摧毁元廷水军,彻底掌控长江航道,即便侥幸在集庆路站稳脚跟,也有可能会被元军水师或方国珍之流截断江淮联系。
届时,便存在力量分散,又被各个击破的巨大风险。
叶兑这番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的分析,如同拨云见日,顿时让石山对全局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先前关于战略方向的种种迷茫与犹豫,也随之消散大半。
叶兑见石山目光深邃,显然已在消化自己的论述,便抛出了更进一步的观点,道:
“而这南、北两线,看似选择艰难,实则细细论之,皆有一统天下的可能。甚至,以红旗营当前的地缘布局观之,选择北线,其难度或许反而低于南线。”
“哦?”
这倒是打破了石山的固有认知,毕竟“历史证明”了元末以南统北的可能性。他原本下意识地认为南进获取钱粮人口才是王道,闻言不禁微微皱眉,身体前倾,追问道:
“还请祭酒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