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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3章 革积弊屠刀须利（第2页）

“儿…儿失言！请父亲责罚！”

周昶胸中的怒火瞬间泄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心疼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凉。他今日确实太过失态了，这非他本性。深吸一口气，强压下翻腾的情绪。

“痴儿啊！这改朝换代天翻地覆的大动荡，你还当是承平年景里官场上那些互相倾轧的小把戏吗？你那些‘姻亲故旧’‘根基人脉’的念头，放在今日，就是取死之道！”

周昶见年已三旬的长子跪在地上，眼神里依旧带着茫然和未褪的恐惧，显然并未真正理解他话中的份量。知道不能再心软，必须把话彻底说透，语气陡然变得严厉起来。

“为父能养你半生，却管不了你一世。庐江，已经变天了！你若不想为我周家招来灭门绝户之祸，从今日起，就给我老老实实闭门读书，若敢再打着老夫旗号结交攀扯，休怪家法无情！”

周昶今日这通雷霆之怒，其实早有预兆，只是周耽资质鲁钝，未曾留心父亲这些日子眉宇间日益深重的阴郁与疲惫。

献城投降那日，石山确实当众承诺，仍以周昶为“县令”。

县令和县尹一字之别，头顶上少了一个指手画脚不干正事的达鲁赤，成了这庐江县名副其实的行政长官，本应该是件高兴的事。

但周昶却比任何人都清楚，献城之后，他在庐江一呼百应的日子结束了。

兵权自不必说。庐江原本有常备军近两千，一旦遭遇强敌，凭借周昶的威望，还能迅速动员数倍于此的乡勇，军政一体，皆操于他手。

乡勇已被石山以“有误农时”为由发放钱粮，就地遣散。常备军则统一接受红旗营的整编，整编后军事长官也是石山的心腹将领。县令若无元帅府军令，连军营都不得擅入，更遑论过问军事。

军政分离，本是新朝鼎革中央集权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他周昶这般军政一把抓，形成事实上的地方割据，本就是元廷对地方失控的畸形产物。

稍有见识的雄主，都绝不可能允许这种滋生军阀的土壤继续存在。被剥夺军权，周昶虽有些失落，却也有心理准备。

真正让他感到不适甚至隐隐不安的，是石山在民政上推行的那些大刀阔斧的变革。

红旗营以“正税免捐”为口号，一举废除了由地方官府自行征收的各种“杂捐”“常例”。此举大快民心，却也让地方官府的运行状态跟着剧烈变化。

最直接的冲击便是：没了这些“小金库”的灰色收入，以往那些由地方自行处理的迎来送往、吃喝接待，一下子变得捉襟见肘，难以维系。

更关键的是，维持官府正常运转的日常公务开支——小到笔墨纸砚、灯油炭火，大到修桥补路、赈灾济贫——都需要先做预算，层层上报至元帅府户曹审批拨款。

事办完了，每一笔开销还得有账目凭证，等着户曹派来的算吏来核算对账。

为了保障这套制度运行，元帅府必然要维持一支专业队伍，这又增加了行政开支。元帅府不可能凭空变出钱，这些财政负担，最终还是要转嫁到地方。

石山并非不体恤地方，相反，他极为重视民生建设，给庐江等新附之地预留了不少兴修水利、开垦荒田、设立义仓等公益项目的预算。

官吏们依然能从这些项目中经手银钱，理论上仍有“活”可做。

但有了预核算制度这把悬顶之剑，就得时刻防着“邻县三百贯就能办好的事，你县为何用了一千贯还没见成效”这样的对比质询，谁还敢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

一旦被户曹算吏揪住尾巴，轻则申斥罚俸，重则丢官下狱。

再比如，那些原本依附于元廷苛捐杂税体系而生的庞大“杂役”队伍，几乎一夜之间失业了。

元廷不给这些人发放俸禄，却默许甚至纵容他们在催税逼捐的过程中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其行径与“朝廷不发饷，默许官兵劫掠”如出一辙。

这不仅导致国家正税大量流失，更让官府在百姓心中彻底沦为豺狼虎豹，严重败坏朝廷根基。

石山深知，若不能将这些人肉体消灭，就必须给他们寻一条活路。

他给出了三条出路：上策，凭本事考取元帅府各曹的正式吏员，食红旗营俸禄；中策，安心回归田亩，踏实耕种；下策，参与修城墙、清河道等大型工程，赚取辛苦钱。

但元帅府各曹所需吏员虽多，却对品行、学识都有明确要求，绝非那些只会逞凶斗狠、盘剥乡里的旧日杂役能轻易考取。

免除杂捐后，只要肯下力气，老实种田确实能养活一家老小，年景好时还能略有盈余。

但那些过惯了欺上瞒下、游手好闲日子的杂役们，又有几个能真正弯下腰、沉下心去侍弄土地？

至于像苦役般风吹日晒的修城清渠，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因此，红旗营新附之地，都有不甘心失去“特权”的旧杂役试图闹事。

但红旗营已通过“免捐”抓住了底层民心，这些杂役又多是百姓痛恨的对象，根本得不到支持，闹腾的声势很难壮大。

而驻守各地的红旗营将士，正愁没有军功可立，巴不得这些不知死活的跳梁小丑跳出来，正好杀鸡儆猴，以儆效尤。

石元帅设计的这套制度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