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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0章 革积弊需新理论（第3页）

但这事没必要详细解释，孙炎日后自然会从红旗营的实际施政中看出二者的区别。

“伯融所虑甚是！”

石山摆出虚心受教的姿态，道：

“我红旗营最重稳固根基，定不会效仿秦之暴政。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孙炎也意识到刚才有些反应过激了，石元帅自起兵以来，最重民生疾苦，军纪严明，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又如何会重蹈秦朝覆辙？

想来是自己急于表现，又害怕将来担上“引导主君误入歧途”的骂名，才失了分寸。他连忙收敛心神，顺势捧了一句：

“元帅以苍生为念，实乃天下万民之福。”

缓和了一下气氛后，孙炎便将话题拉回，继续深入阐述自己的观点，道：

“东汉明帝时期，王景主持治理黄河、汴渠，修筑千里河堤，竟使黄河此后近千年无大改道，堪称奇迹。反观当今蒙元，其疆域之广袤，人口之众多，都远胜东汉，其国力本应远超汉世。

然其治理黄河，非但未能惠民，反而致天下汹汹。”

说到这里，孙炎稍作停顿，观察了石山的反应，才抛出自己的核心结论：

“蒙元以异族入主中原，歧视我汉家儿郎，固然是天下大乱的重要诱因，却非最根本症结。蒙元立国已六十余载，在其治理黄河之前，境内虽常有小规模叛乱，论数量和强度却未超出历朝同期。

其空有万里疆域和亿万百姓，而朝廷权威不振，号令不行于地方，豪强坐大，国力衰微，无法有效统合举国之力办大事，此‘国力虚耗’与‘组织无能’之弊，方是动摇其国本的根源！”

说完这番“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孙炎不禁有些紧张地看着石山，手心微微冒汗。

他这是兵行险着。毕竟，红旗营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民族矛盾是最鲜明，最直接的号召。

孙炎此刻却试图论证蒙元大乱的根本原因并非简单的“异族统治”，而是其国家治理能力的系统性失败，这无异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反元起义的民族正义性，冒着不小的风险。

不过，他敢这么说，也是基于对石山过往施政方针的深入研究。

他敏锐察觉到石元帅的关注点，似乎更侧重于社会阶层的斗争（如抑制豪强、均平赋役），以及对国家整体组织力和资源调配能力的重塑，其思考深度似乎超越了单纯的蒙汉斗争范畴。

孙炎赌的就是石山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论，来指导未来的政权建设，而不仅仅满足驱逐胡虏。

没办法，谁叫他既无功名，又有残疾，而石元帅根基已固，早有成熟的治政班底，若不剑走偏锋，只靠“得士绅而得天下”之类的老套说辞，如何能博得元帅的信重？

其实，从孙炎说出“元政之失，首在宽纵”这句话，石山就大致把握住了他想表达的方向。

而这，也确实是石山想要的理论。革除元朝积弊，建设一个新政权，不能只靠煽动民族对立情绪和反复兴大狱，必须有更清晰、更深刻的指导思想来支撑系统的社会改革。

虽然红旗营尚未建国，不宜现在就公然提出“元政失于宽纵”这等可能会吓跑许多中间派甚至自己阵营内部分人的“暴论”。

但孙炎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还敢冒着被天下士绅口诛笔伐的风险向自己进言，这份见识和勇气，在石山看来已是极为难能可贵。

“说得好！鞭辟入里！”

石山眼中露出赞赏之色，颔首赞道：

“伯融此言，深得我心。国家财赋，取之于民，用之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国防戍边、朝廷运转、赈济灾荒、兴修水利、创办学校、修筑道路、普及医疗等等，无不需要强大的财力物力支撑。

欲办好这些大事，就必须革除蒙元这种号令不行、纲纪废弛、豪强分割国力的弊病！

伯融既见于此，对于未来施政，可有更为具体的方略构思？”

“公共事务”这个词虽略显新颖，但其含义不难理解。在孙炎的传统观念里，政权的首要任务自然是维系自身的存在，公共事务更多是维稳基础上的顺带之举，或者说是妆点“仁政”的体现。

就如同士绅理论上也有关心乡梓，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责任，但其前提是维护其自身的超然地位和社会结构稳定。不过，这种大实话此刻自然不能宣之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