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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4章 石山杀人偏诛心（第1页）

第234章石山杀人偏诛心

主攻北城门的两个营，隶属于去年再次扩军后补入忠义卫的邓友隆所部。

身为红旗营中最年轻的镇抚使，年仅十九岁的邓友隆肩头压力重若千钧。

军中并非没有闲言碎语，有些人背后嚼舌根，说石元帅是念及其父邓顺兴坚守虹县、力战殉城的旧情与功勋，才破格提拔了其子邓大郎，令他年纪轻轻就身居如此高位。

尽管石山确有此般考量，但邓友隆内心深处却还是憋着一股劲，亟欲证明自己并非全靠父荫，而是真有能力坐稳这个位置，配得上这身将袍。

总攻的鼓声擂响后，这位年轻的镇抚使便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即便身中两箭（幸有精良铁甲护体，入肉不深），他也咬牙坚持，不肯稍退。

邓友隆亲自带着敢死之士，冒着城头倾泻而下的箭矢擂石，悍勇地攀爬云梯，登城搏杀。其人如此奋不顾身，极大鼓舞了麾下将士的士气。

东、西两面城墙的友军尚在佯攻，邓友隆所部便以惊人的速度率先登上了北城墙！

邓友隆更是勇不可当，手中战刀左劈右砍，连续斩杀数名试图组织反扑的元军将领，一举撕开了守军的防线，为后续部队打开了至关重要的突破口。

破城之后，邓友隆也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立刻严格约束部伍，其后追击残敌、攻占县衙、控制府库等一系列行动中，其部的军纪都很好，没有发生任何劫掠民财、伤害百姓之举。

这不仅是邓友隆个人的自觉，更是所有入城部队的共同准则。

渡江之前，石山便召集了所有队率以上的参战军官，再三强调了军纪的极端重要性，并颁布了前所未有的严令：

“破城之后，若有私掠民财、残害百姓者，本人立斩！其直属队率罢职夺官！该营指挥使连坐，降为队率！”

石山自建军之初便极为重视军纪，以往每次破城也会狠抓几个反面典型以儆效尤，但还从未实行过如此严厉的“连坐”处罚。

只因这次是渡江作战，进军江南，其意义与攻伐江北城池截然不同，几乎相当于进入另一个文化政治区域。为了收取人心，奠定长治久安之基，非用重典不可。

所幸红旗营早已建立起稳定的军饷制度，将士们无需依靠劫掠和私藏战利品来养家糊口；严肃军纪的理念经年累月之下，也已深入人心。

加之各级将领为了自身前程和战后封赏，更是将麾下士卒盯得死紧，故而此战虽然战前小挫，将士们憋着一股劲，却无人敢顶风作案。

待到捧月卫精锐将士护卫着石元帅进入当涂时，城中的零星厮杀声早已平息，并未出现寻常义军破城后常见的火光四起，混乱不堪的景象。

街巷之中，只有一队队军容整肃的红旗营将士在巡逻，高声宣读着安民告示，告诫当涂百姓红旗营只反元不害民，各安其业，不必惊慌。气氛竟是异乎寻常的平静，甚至带着几分秩序井然的诡异。

当涂百姓自然不会全都紧闭门户，躲在家中瑟瑟发抖。

早在石山入城之前，便已有本地的士绅代表、耆老名流等候在北城门附近——这也是石山有意暂留城外，先让左君弼入城彻底控制局面，维持秩序的原因之一。

其实，这并非江南独有的特色，也并非因为当涂百姓感念红旗营军纪严明，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实际上，城中士绅耆老自发迎军，与这两者关系不大。

纵观天下，无论是江北的刘福通、芝麻李，还是南方的徐寿辉等部义军，乃至当年蒙元铁骑攻破汉人城池时，也常常会出现类似的“迎降”仪式。

只要不是经历旷日持久的惨烈围城战，只要入城的军队不是一味烧杀抢掠，那么城池易主之后，几乎都少不了由本地士绅百姓推举代表，“喜迎”新城主的环节。

——这同样是华夏大地数千年来政权更迭时，底层智慧与生存哲学的一种体现。

因为征服者需要这种仪式来彰显自己“仁义爱民”“天命所归”，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

而被征服城池中的士绅百姓，也需要推举出代表，与新统治者进行沟通，试探底线，协商在新的权力结构下如何保全自身，从而进一步分配利益。

石山一路征战，攻破城池已有十余座，早已谙熟这套流程。他甚至还有闲心，暗自比较江北与江南“迎降”仪式的细微差别。

江北往往更显豪迈，多由地方豪强牵头；而江南的仪式似乎更“文雅”一些。此刻领头迎上来的两人，皆是一身文人打扮。

其中站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老者，看年纪恐怕已有八十开外，须发皆白如雪，却精神矍铄，眼神清明；另一人年约三十四五，面容端正，神态举止间自有一股沉稳庄严的气度。

石山入城后便立即翻身下马，以示对本地士人耆老的尊重，徒步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