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普略堪称徐宋政权最锋利的尖刀,其部夺取江州后,非但未钝,反而更加锐不可当,大军继续高歌猛进,接连攻陷南康路、饶州路、信州路、徽州路等地,兵锋直指富庶的浙东。
与此同时,庐州路彭莹玉也率“彭祖家”渡过长江,攻下了池州路重镇铜陵,正挥师猛攻池州路治所贵池城,江南的烽火,越烧越旺。
而在江北,自去年底接连丢了叶县、舞阳、上蔡、颍上、固始等地,活动区域越来越狭窄的刘福通所部红巾军终于迎来了喘息之机,
活动于南阳、襄阳一带的北锁红巾军(首领王权)、南锁红巾军(首领孟海马)接连攻城略地,声势日隆,严重威胁到元廷由四川经襄阳、南阳北上的漕粮运输通道。
元廷急命诸王亦怜真班、爱因班,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儿与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等数路兵马围堵讨伐,试图扑灭这两股燎原之火,大大减轻了刘福通所部压力。
另一边的浙东地区,搅得江浙行省焦头烂额的方国珍,在月前率船队火烧刘家港后,并未远遁深海,而是退入了台州湾内的黄岩港一带,继续如附骨之疽般滋扰地方,劫掠漕运。
江南江北局势的急剧恶化,让元廷焦头烂额。为了能暂时稳住东南海疆,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剿灭心腹大患徐寿辉,元廷决定对反复无常的方国珍再次尝试招抚。
台州路达鲁赤泰不华在元廷的严令催促下,发兵扼守黄岩澄江口,同时遣心腹部将王大用持招降文书前往方国珍处。
方国珍扣押了使者王大用,派出自己的姻亲陈仲达,与泰不华约定好了受降地点和仪式。
泰不华,这位出身蒙古伯牙吾台氏,英宗朝至治元年右榜状元,以诗文书法名动天下,在士林中亦享有极高声誉的儒将,怀着兵不血刃暂时解决海患的希望,亲率部属乘船赶往约定地点受降。
元军船队行至中途,变故陡生,泰不华高大的座舰竟突然搁浅于浅滩,方国珍率大批海贼,驾乘灵活的小船从四面八方蜂拥而出。
其人显然想重演去年生擒江浙左丞孛罗帖木儿后“乞降”的把戏,意图合围并生擒泰不华,以此要挟元廷,获取更大的利益。
谁料泰不华却不是孛罗帖木儿,其人生性刚烈,明白自己中了方国珍奸计后,竟亲手斩杀了陈仲达,又夺过亲兵手中强弓,接连射杀五名企图攀船的海贼。
方国珍见计策败露,亲自率精锐海贼登上了泰不华的座舰,杀光所有元兵,就待生擒泰不华。
这位蒙古状元郎却在众兵围困之下,徒手夺白刃,又接连斩杀四名扑上来的海贼,最终在混乱中被一名海贼刺中颈部而亡。
消息传开,朝野震动。
元廷刚刚因泰不华在东南的功绩,升任其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行台州路事的诏令还在路上,这位功臣却已经战死殉国。
通过招抚暂时解决方国珍威胁的最后一丝转机,随着泰不华的战死,被彻底葬送。
元廷只能硬着头皮,命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继续讨伐方国珍这个“降而复叛,叛而复降”的海上巨寇。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死了泰不华这个熟悉台州情况的浙东柱石后,元廷对方国珍已经是再难压制。
相比于对红旗营和台州海寇以攻代守勉励维持的窘境,元廷对占据长江中游严重威胁其财赋重地的徐宋政权,则是动了真格,一道道杀气腾腾的调兵遣将诏令从大都飞出:
升大理宣慰使答失八都鲁为四川行省添设参知政事,命其与四川省平章政事咬住合兵,东出三峡,讨伐肆虐于山南、湖广等处的红巾军(主要指北锁、南锁红巾及徐宋政权分支)。
诏令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分兵东进,讨伐荆襄地区的红巾军。
升大都留守兀忽失为江浙行省添设右丞,专责讨伐项普略占据的饶州路、信州路。
命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与参知政事朵合兵,全力清剿江西省内的红巾军(主要是欧普祥部及地方义军)。
调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代替左答纳失里镇守长江咽喉——芜湖,确保江浙门户。
命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亲统重兵,严守江东、江西的各个关隘要道。
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剿灭项普略这个心腹大患,元廷更是诏令江西行省右丞兀忽失、江浙行省左丞老老、名将星吉、不颜帖木儿、蛮子海牙等数路大将,会同作战,共同讨伐饶、信等路红巾军。
事急从权,为了平灭江南核心区域之乱,元廷诏令:
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八失忽都以及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纳麟与江浙行省主要官员,皆可便宜行事,不必事事请示朝廷,只求以最快速度应对红巾军攻势。
天下无处不烽火,大元统治者终于感受到了自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压力。除了疯狂调兵遣将、赋予前线将领极大权力外,在政治上也做出了近乎颠覆性的巨大调整,堪称病急乱投医。
一是批发官职,放手地方。
以各地守臣大量战死、逃亡,“愿为国尽忠之才”严重不足为由,下诏大开举荐之门:
“随朝一品职事及省、台、院、六部、翰林、集贤、司农、太常……都水诸正官,各举循良材干、智勇兼全、堪充守令者二人。知人多者,不限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