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聊了二十分钟。关于学校、课程、感官替代技术,也关于恐惧??他对“共感课堂”真正的担忧,不是技术失效,而是人性惰性:人们会把“体验他人”当成道德资本积累,标榜自己“更有同理心”,却不去改变实际资源分配。
“你们让我‘感受’一个贫困学生的饥饿,然后呢?”他说,“如果第二天食堂菜单照旧,学费一分不减,这种共鸣不过是精神消费。”
艾米记下了每一个字。
当他们一同走入会场时,全场寂静。苏瑾看着盲人教师,眼中闪过复杂情绪??敬意、犹豫、一丝被挑战的不安。
听证会开始。
苏瑾的发言真挚动人。她播放了一段女儿生前留下的音频日记:“没人听得见我。他们说我成绩好,朋友多,家庭幸福。可只有我知道,每天醒来都觉得喉咙堵着石头……如果有一种方式能让别人真的‘听见’我,哪怕一秒,也许我就不会跳下去。”
许多人落泪。艾米也感到胸口发紧。这不是表演,而是一个母亲用伤痛为世界献祭。
接着是盲人教师陈默(他终于说出自己的名字)的陈述。他不开投影,不用数据图,只是平静叙述:
“我七岁失明。父母哭,邻居叹,医生建议送特殊学校。但他们坚持让我进普通班。老师说:‘看不见没关系,你会用别的方法学。’于是我在地理课上用凸起地图,在生物课上触摸器官模型,在体育课上学会靠脚步声判断对手位置。我没有‘克服’blindness,我只是学会了与它共处。”
他顿了顿,转向苏瑾:
“我理解你的痛。但我不同意用‘共感课堂’作为答案。因为当你让健康学生‘体验三天失明’,系统默认他们的感受是‘真实的’,可实际上,那只是短暂剥夺,没有伴随三十年的社会偏见、就业歧视、公共设施缺失。他们摘下眼罩后说‘我懂了’,其实什么都不懂。”
“更危险的是,这种模拟会强化一种错觉:只要‘感受过’,就有资格代言。于是真正的盲人教师反而成了补充说明,成了‘案例’,而不是主体。”
大厅陷入长久沉默。
支持方有人反驳:“但我们总得做点什么!不能因为做不到完美就放弃尝试!”
陈默摇头:“我不是反对尝试。我是反对**单向定义**。谁来决定什么是‘值得共鸣’的痛苦?为什么自杀倾向算,职场倦怠不算?为什么残疾算,贫穷不算?为什么心理创伤算,制度压迫不算?”
“你们设立标准的时候,就已经在筛选人性了。”
艾米站起身。所有人都看向她。
“我提议修改议程。”她说,“本场听证会原定表决‘是否推行’,现改为‘如何设计熔断机制’。”
众人哗然。
“根据《异议共生协议》第二条,”她继续说,“任何可能侵犯个体心理边界的技术应用,必须由最激烈反对者掌握至少一项否决触发权。因此,我不认为现在适合投票。我们需要先建立防护机制。”
她看向陈默:“如果您愿意,我希望您担任监督委员会首席设计官。您有权设定三项不可绕过的熔断条件,例如:当共感使用率超过70%却无退出记录时自动暂停;当某类群体连续三月被标记为‘高共鸣需求’却无资源倾斜时强制审计;当教师或学生提出‘非共鸣教学方案’遭系统降权时启动调查。”
陈默久久未语。最后,他点了点头。
“我可以接受。但有一个前提:这些规则必须由学生参与起草,尤其是那些从未申请过共感接入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少数派’。”
艾米笑了:“这正是第九形态的核心:**让沉默者设计话筒**。”
会议持续到深夜。最终形成的草案长达八十七页,包含十二项动态评估指标、五种退出路径、三种替代教学模式认证流程。最引人注目的是第44条:
>“任何共感内容不得直接命名‘正常’或‘异常’。系统须提供平行术语库,例如:‘高频情绪波动’与‘深度情感活跃’并列;‘社交回避’与‘独处偏好’同级。”
这意味着,连语言本身也被迫保持谦卑。
散会后,玛琳娜递给艾米一杯热茶。
“你觉得他会同意吗?”她问。
“谁?”
“IX-0。”
艾米望向窗外。夜空中,一颗人造卫星缓缓划过,尾迹闪烁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