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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朱瞻基玩物丧志的艺术家皇帝（第1页）

第七章朱瞻基——玩物丧志的艺术家皇帝

在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珍藏的一幅画很有意思。

画中的山石树木之间有三只猿猴戏耍，画面左下角的青石之上，蹲着一只怀抱幼猿的母猿，幼猿轻舒长臂向远处的公猿招手乞果，公猿攀缘于树上手持果实下视，与母猿怀中的幼猿遥相呼应，动作神态栩栩如生。猿猴们机警灵动的天性被作者刻画得惟妙惟肖，跃然纸上。

这幅画先后被乾隆、嘉庆、宣统等清代皇帝收藏，并被视为珍品。这幅画的作者就是明代的第五位君主——明宣宗朱瞻基。

朱瞻基从小在健全和睦的家庭中长大——父亲朱高炽生性温和，是一代仁君；母亲张皇后贤淑温柔，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后。更重要的是，自幼聪慧果敢的朱瞻基深得祖父朱棣的喜爱，这也成了父亲朱高炽被立为太子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说朱瞻基出生的时候，还是燕王的朱棣梦见自己的父亲朱元璋将一块大圭赐给了他，并言：“传世之孙，永世其昌。”当他看到瞻基长得非常像自己后更是高兴地说：“此乃大明朝之福也。”等到朱瞻基出阁读书的时候，朱棣特地让自己最为推崇的臣子姚广孝当他的老师。

幼年的朱瞻基也确实机敏过人，有一次和父亲、二叔汉王、三叔赵王一起祭拜孝陵的时候，汉王故意嘲笑行动不便的太子朱高炽：“前人蹉跌，后人知警。”这时年幼的朱瞻基马上说道“更有后人知警也”，让汉王大吃一惊。

家庭和睦造就了朱瞻基健全的人格，良好的教育让朱瞻基能够全面发展，父母的贤德为朱瞻基做出了榜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朱瞻基成长为明朝历史上少有的贤君，与父亲联手打造了“仁宣之治”。

宣德朝之所以能做到政治清明，得益于十分重视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宣宗登基后，首先在内阁启用“票拟”制度——部分奏章由阁臣替皇帝拟出批语，用小票墨笔书写，贴在奏章上面，皇帝读完会用朱笔批示，称为“批红”。这样就省去了为一件事召集大臣商讨的环节，同时还能够提高处理重要朝政的效率。另外，朱瞻基从整肃官员和军队的贪墨入手，派出了大批的御史对南直隶征税、军屯、漕运以及项目营建等部门进行督察。

宣宗深知官员队伍臃肿带来的弊病。《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巡抚大理卿胡概请增设杭、嘉、湖管粮布政司官一员。上曰：‘粮税自有常赋，朕方裁抑冗滥。’古语：‘省事不如省官。……不许。’”巡抚要求在杭嘉湖地区增设一名专门管理粮政的布政使司官员，朱瞻基认为国家的赋税有常额，不能养冗官，于是驳回了要求。一个地方上小小的管粮官都不愿增设，可见宣宗对官员设置的慎重。据统计，宣德年间大约有超过240名“不达政体”“年老体疾”的官员被降职裁撤，同时掀起了针对军队贪污和兵员调查的“清军”行动。

整肃官员也好，彻查贪腐也罢，这些都是“节流”。宣宗深知财税对国家的重要，因此宣德一朝的财税变革也成了改革的重中之重。

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苏州的官员正在征收税粮。与以往不同的是，除了大米，还有众多的棉布和一锭锭的金花银。金花银是一种品质上乘的银子，因为足色而有金花所以被称为“金花银”。用棉布和金花银代替缴纳税粮，是宣德朝名臣周忱提出的办法。财税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自永乐帝开始，为了维持对北方蒙古的征战以及郑和下西洋、营建北京城等一系列重大事务，政府财政负担沉重，为此永乐帝不惜“竭泽而渔”，将江南地区每年的田赋收入平均提高了约10%，沉重的税赋导致大量人口出逃。苏州府太仓县在永乐年间到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时，纳税户竟然减少了近90%，而该县负担的税赋份额则保持不变。在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到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松江的欠税每年高达几百万石。令每个封建王朝都无比头疼的土地兼并问题也在宣德朝末期开始初露端倪。

面对危机，阁臣杨士奇和杨荣推荐周忱巡抚江南，总督税粮事宜。后来证明，宣宗和二杨没有看错人。

明朝早期的税粮和其他的赋税大多数都以实物上缴，这样就会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一就是物品的品质没有统一标准，第二就是收缴、储存、交易的难度很大。这就为底层官吏提供了很大的“操作空间”，变相地给腐败提供了温床。而周忱提出的用棉布和金花银代替税粮征缴的方式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到英宗初年，副都御史周铨建议于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不通舟楫处将税粮折收布绢白银解京充俸。“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至此，不管是民间交易还是缴纳赋税，白银成为民间和官府的交换媒介和流通手段。这一举措极大地降低了之前缴纳实物时出现的损耗和贪腐，充盈了国库。

除此之外，白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出现在市场中，为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货币基础，也为万历时期张居正实行的“一条鞭法”打下了基础。明朝初期，由于金银铜的缺乏，朱元璋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颁布“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并于次年以南京中书省名义发行明朝的纸币——宝钞，规定“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但是朱元璋发明的这种纸币实在令人不敢恭维。首先就是很不方便，大明宝钞不仅体积大，面额也是大得惊人：壹贯（一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朱元璋凭自己的想象妄图沿袭元代钞制，但是这个没有搞懂市场经济要义的皇帝根本不知道纸币的发行要与充足的贵金属（黄金、白银）储备挂钩。而明代的宝钞发行数量既无限制，印刷技术又低劣，造成了市面上假币横行，通货膨胀严重，发行不到二十年基本就难以为继了。没有一般等价物，市场经济就很难发展。税收变革后，随着白银地位的逐渐确立则解决了这个“痛点”。

与此同时，周忱还为了消除征税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贪腐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比如在每个县设立粮仓，防止粮长在自己的私宅内囤积粮食；以县为单位设济农仓，储藏余粮以便在自然灾害或歉收时分发。他还创新性地推出“平米发”，也叫“均征加耗法”。明代的土地分“官田”和“民田”，两者的田租相差很大，造成了耕农的沉重负担，在苏州、松江等府，农民逃亡现象严重。于是宣德八年，周忱规定，各府的官田、民田科（税租）不变，田主不论大小，一律缴纳耗米，在耗米上进行调整，原科较重的就相应减轻，轻的就加重。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极大充实了国库，明朝空虚的国库得到了逐渐恢复。

作为明朝“财税专家”的周忱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除了对国家财政的贡献，他还能够成为封疆大吏。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他被委派“巡抚江南，总督税粮事宜”。巡抚的出现，标志着明代地方行政的一次重大变革，甚至影响到了清朝的行政制度。

早在周忱之前，宣宗曾派周干、胡概等人巡抚南直隶，正式以“巡抚”之名巡视地方，《明史》曰“设巡抚自此始”。但实际上此次巡抚的范围仅局限于南直隶一地，且属临时派遣。宣德五年明宣宗派遣于谦、周忱等六位侍郎巡抚各省，督理税粮等地方事务，正式开启了为各省专设巡抚的行政改革。

前边说过，朱元璋将行省改为布政使司，初衷是为了分化过度集中的地方行政权，然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又出了地方各行政部门各自为政的局面，不仅工作效率变得低下，还逐渐滋生出腐败现象。针对此种情况，中央开始派遣官员巡视地方。比如宣德五年派出的巡抚就是专门督察粮税的。据《明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五年九月丙午，先是，上谓行在户部臣曰：各处税粮，多有逋慢。督运之人，少能尽心。奸民猾胥，为弊滋甚。百姓徒费，仓廪未充。宜得重臣往莅之。”在督粮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有司作弊、豪户包揽等问题，所以巡抚又被授予了一定的行政权力，“往来巡抚，抚安一方”。

在洪武、嘉靖等朝，大臣见到君王无不心生寒意。而宣德朝的君臣关系则十分融洽，宣宗大胆起用朝臣，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干练通达的朝臣，促进了政治清明，保障了社会安定。在驭下方面，朱瞻基更是充分放权，河南有一知县在当地发生灾荒时，未经请示将驿站公粮上千石发放给灾民，朱瞻基得知后不但没有处罚，反而对他加以表扬：“如果拘守手续，层层申报，那老百姓早就饿死了。”有一次在和大学士杨溥议事时，宣宗要求他尽力辅佐自己，杨溥叩首回答：“臣决不敢忘记报答陛下的恩情。”朱瞻基则说：“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好报答。”相对于洪武帝的锱铢必较，宣宗能够有这样的态度实属不易。不但对官员一团和气，对于民生也是时刻挂记于心。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统治期间，尽量与民休息，推行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位出身贵胄的天子十分关心农业生产。有一次他外出返京看到几个农民正在耕田，便亲自到田间同农民谈话，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感慨地对随从诸臣说道：“朕只推了三下犁，就觉得很累。老百姓一年到头劳作不休，那辛苦就更可想而知了！”说完就命人赏赐农民钱钞。作秀也好，实情也罢，一位封建帝王能够做到如此这般已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