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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朱元璋自卑的理想主义者（第1页）

第一章朱元璋——自卑的理想主义者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南京。

漆黑的夜幕中，皇宫的灯光就像萤火虫一般显眼。虽然烛光有些摇曳，但是丝毫不影响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的“创作热情”。“盖其创业之初，备尝艰苦，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他伏案为《皇明祖训》作序，过往的几十年如走马灯般在他脑海中飞快闪过。这位老人就是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此时他盯着身上的锦衣，紧锁双眉，感慨万千，眼中流露出一丝悲怆，回想起了自己不幸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17岁那年经历的大旱与瘟疫使得朱元璋的父母、兄弟相继离世，他不得不剃度出家，作为游僧漂泊度日，饱尝人间冷暖。洪武帝这时抬起头，从窗格望向了宫外扬子江的方向，又回想起了自己起兵举义时在徽州和浙东遇见了自己的谋臣刘基、宋濂时的场景，尽揽英才的兴奋之情顿时跃上心头，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在鄱阳湖之上挥斥方遒，率领大军击败陈友谅的决胜时刻。

“皇上，茶凉了。”宦官的话打断了朱元璋的思绪。“哦。”他摆了摆手示意宦官退下，随后盯着自己的双手又陷入了沉思。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英雄少年，双手也呈现出老人的朽状，布满了皱皮。几十年的征战和对庞大帝国的经营，让他从一个受尽苦难的放牛娃成长为一代雄主。

回看他执掌帝国的这几十年，充满了现实主义与乌托邦式的纠结。他憎恨贪官，不惜对他们剥皮楦草，然而贪墨仍屡禁不止；他害怕大权旁落，于是废丞相，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却为后来的“明亡于厂卫”埋下了苦果；他希望人民安居乐业，为此制定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与教育政策，但是人心依然不古；他建立卫所，分封藩王，希望江山永固，换来的却是靖难之役……

虽然有诸多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朱元璋一手构建的大明王朝还是成了我国封建历史上政治、军事、经济一度强大的王朝。而其设立的封建制度之完备，更是令后来的康熙皇帝也不得不赞叹道：“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纬武经文，统一方夏，规模制度，准今酌古，咸当周详，非独后代莫能越其范围，即汉唐宋诸君诚有所未及也。”清朝在行政制度的基础建设上，几乎是对明朝体制的照单全收。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没读过几天书的放牛娃，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的轿子按照计划前往丞相胡惟庸的府中。突然半路上冒出一个身影，随行的卫兵迅速将其拿下，不由分说就是一顿老拳伺候。被打的人叫云奇，他毫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只是拼命地指向胡惟庸的宅邸。皇帝很疑惑，命人前去查看，才发现胡府中刀枪林立。朱元璋大惊，立刻下令回宫。

很快胡惟庸就以谋反的大罪被处死，不仅如此，包括韩国公李善长等功臣都受到株连，朝堂之上一片血雨腥风，三万余人相继被斩，这就是洪武时期著名的“胡惟庸案”。云奇是谁？这不重要，历史上甚至对于有没有云奇拦路这件事都存在很大争议。重要的是，“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掉了中书省。这起案件只是千百年以来皇权与相权之争的“载体”而已，没有胡惟庸，也会有别人做炮灰。

清代学者赵翼对洪武帝的评价可谓入木三分：“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青少年时长期以来的颠沛流离和军旅生涯既造就了朱元璋坚毅果敢的韧性，也让他形成了多疑、狠毒的另一重人格。在反元起义的时候，他懂得很好地伪装自己，不但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高筑墙、缓称王”，而且所到之处明令部队秋毫无犯，军纪严明。早年起兵时期的大将胡大海，围攻绍兴正在紧要关头，其子胡三舍不顾朱元璋的禁酒令率众饮酒，朱元璋大怒，下令处死胡三舍。此时部下劝朱元璋，这个时候杀了胡三舍，胡大海很可能会造反。朱元璋却坚定地说：“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我号令！”当他位居九五之尊之后，对权力的欲望更是激活了血液中的残暴与多疑。中央权力的分散，让朱元璋如鲠在喉，而胡惟庸一案正好成了皇帝废相的导火线。

胡惟庸撞到了“枪口”上。这个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就开始担任右丞相的“职场老员工”，随着多年的掌权，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从开始的万事小心翼翼，到后来生杀废黜这种大事也敢自作主张。彼时各部的奏章，胡惟庸基本都是自己处理。市侩之徒纷纷奔走其府，贿送财物。目无领导是职场大忌，这触动了朱元璋最敏感的神经，正好将其正法。虽然胡惟庸没了，但是谁能保证以后不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胡惟庸”？于是，朱元璋索性废去丞相一职。至此，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一千六百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相权与君权合二为一。

既然丞相废了，朱元璋干脆给上层建筑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手术”。大明建国，千头万绪，洪武帝起初承袭元朝旧制，设中书省（下设六部，为行政机构）、枢密院（军事机构）和御史台（监察机构）。此时洪武帝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并分中、左、右、前、后五军，而且这五军都督平日里只管军务，战时才能统军作战；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在中央形成了行政、司法、军事独立的政府机构。这样一来，权力完全被分散了。特别是军队，部队指挥官的任命由兵部下达，后勤由户部负责，装备由工部供给，军阀形成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中央改组了，军权分散了，但如果在地方形成“独大”之势又该怎么办？明廷原本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管理地方事务，其具有掌管所辖地区内钱粮、军务、漕运等一切事务的权力，如此集权对人性是巨大的考验。出身底层的朱元璋尝尽了世间冷暖，在这种权力毫无监督的情况下谁能保证地方不会出现“胡惟庸”？他深知权力就像毒品一样，会让人上瘾，于是决定在地方也必须要分权。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主管行政。全国被分为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后来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又设置云南布政使司。永乐一朝，成祖朱棣迁都北平，北平改称京师，南京改称应天府，形成“两京”。这就是明朝影视剧中官员们口中所说的“两京一十三省”的由来。与此同时，朱元璋在地方还设置了提刑按察使司与都指挥使司分别主管司法与军事，“三权分立”消除了地方“坐大”的可能。如此一来，不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做到了各部门平行，无法一家独大。但是，看似天衣无缝的设计，实际执行中却有很大问题。

首先，六部对皇帝直接负责，大事小事皇帝都要过问，这就意味着帝国的皇帝需要有惊人的体力和执政能力。洪武一朝朱元璋是“天天加班”，通宵达旦地看奏折是常态，他一天批复的奏折达上千份，共有几十万字！要知道普通人的阅读速度一般在每分钟三百字左右，这样算来朱元璋每天光看奏折的工作量都在十个小时以上，而且他还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诸事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回复。有一次，户部尚书茹太素提交了一份“万言书”，朱元璋看到近万字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位官员想说什么，气得直接将他打了一顿。因为时间太紧张，在回复官员奏疏的时候，这位草根出身的皇帝也是效率至上，尽量做到用两句大白话就说清楚。有一次，地方官员上报沿海有倭寇来犯，朱元璋直接回复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这么写，在外人看来有点忍俊不禁，但是其中的苦衷可能只有朱元璋自己明白了。这样的机制设置，决定了皇帝的综合素质直接与国家命运相关，帝明则天下清，帝昏则万民苦，同时也催生了日后明朝内阁制度的诞生。

而军权的分立，让将领长期与部队分离，形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认兵”的尴尬状况，大大阻碍了军队的磨合，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在明朝中后期，战斗力强悍的部队往往是以地域为主形成的地方性部队——乡军，如江浙的“戚家军”、辽东地区的“关宁铁骑”等。这些地方性的部队在王朝衰弱时期就慢慢形成了私人武装割据，像崇祯时期驻扎皮岛的毛文龙，巡备陕西、甘肃等地镇压农民起义的总兵贺人龙等，表面上同属明廷调遣，实际上已经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洪武帝本想阻止地方“坐大”，却未曾料到军权的分立导致了王朝后期军阀的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军权分立产生的不良后果，明朝中后期逐渐授予了武将在外的统兵权。为了节制武将，又在军队出征之时以文官统率武将，让有明一朝出现了“文官尚武、武官崇文”的有趣现象，成就了很多著名的“儒将”，比如王越、王守仁（王阳明）、袁崇焕等。在文人领兵的大环境下，武将与文臣增加了交流，反过来促使很多武将“崇文”。例如，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文学修养不输文臣，戚继光还被当时的文人誉为“词宗先生”，虽然这一称号有些趋炎附势之嫌，但是武将对“文化圈”的热衷可见一斑。

大明王朝诞生之初并不像其国号一样“日光月明”，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依旧对中原虎视眈眈，国内社会仍然动**，庞大的武装力量是维护统治的必要工具。然而立国之初，百业凋敝，如何养活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是个难题，面对如此棘手的情况，明廷是如何应对的呢？

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风光秀丽的洱海旁，大理古城迎来了新生。十五年前傅有德、蓝玉、沐英率领明朝大军兵锋直指云南，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及地方武装土司段世溃败，大理城几乎毁于战火。明代之前，中央对于云南没有形成过有效的控制，明军进驻云南后，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云南长期杂居，为了平定地方，明朝决定在云南设立卫所——大理卫。

据《云南志》卷三《大理府·城池·大理卫城》记载：“洪武十五年建，周围一十余里，四门——东曰通海，南曰承恩，西曰苍山，北曰安远，其上有楼。”依照明代建城规制，大理城很快得到了修复，成为此后云南重要的经济、军事与文化中心。

再看看两千公里以外的福建永宁，一条纵向的石板路贯穿了三条横向的大街，构成了一幅鳌龟背上的纹路。城内的石板路上熙攘热闹，军人、铁匠、市民摩肩接踵，这就是明朝东南地区最重要的海防卫所——永宁卫。永宁卫在明朝百年间抵御了沿海倭寇的侵扰，是国家重要的武装防御机构。在明代，有数百个像大理卫和永宁卫一样的卫所，它们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大明王朝辽阔的疆土之上，组成了帝国安全的重要防线。大明王朝是汉族建立的最后一个君主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然而儒家文化与道德体系建立的基础是农耕文明，中原文化一旦进入草原和沙漠，就马上变得“水土不服”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明朝的“两京一十三省”刚好位于以农耕为主的疆域之内。而在北方的草原，游牧部落是瞧不上养于深宫之内的汉家皇帝的，只有唐太宗、元太祖这样的英雄才能令他们打心底里折服。因此，卫所成了明廷在边疆地区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的重要保障。

据估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之后，明朝全国的军队数量在一百八十万人以上，要知道明初全国的人口数量不过六千万，但是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却基本上不用国家财政支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卫所制的实施。洪武帝曾经自豪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什么是卫所制呢？简单来讲就是在全国划定防区驻扎军队，然后让军队在驻地屯田，闲时耕种、战时打仗，自给自足。其实这种方式并不鲜见，类似于唐朝的府兵制，以及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屯田制。不过，明朝的卫所制更为详尽，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已有卫所329个，其中除了前边所说的永宁卫、大理卫，在北方还有天津卫、燕山六卫等，为巩固边防起到了关键作用。除了地方卫，明代还有专门保护天子的“内卫”。所谓“内卫”就是御林军中的配置，明代皇家近卫军有上十二卫，由皇帝亲自指挥，这十二卫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锦衣卫”了。

对于这一制度的设计师朱元璋来说，他希望打造一支兵农合一的部队，既能自给自足，又能冲锋陷阵。洪武帝规定卫所内的军人全部世袭，为了解决军人的思亲之情，随军家属也一并被送往卫所；如果是单身，国家还可以“包办婚姻”，为的就是要让军人安心守土。那么怎么做到军户的世袭，为王廷世代守疆呢？这就有赖于朱元璋制定的另一项重要的行政制度——户籍制。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即便是成了九五之尊，小农意识依旧深深地扎根在心中。不论多么庞大的帝国，在他眼中就像是自己家中的那“一亩二分地”，这地里的一草一木、牲畜动物都是自己的财产，而自己作为“户主”，有权利也有义务照顾好它们。不论大事小事，他每天都如耕田下地般亲力亲为。他时刻关心着帝国每一寸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对自己的孩子更是上心，亲自主编的《皇明祖训》中，为了巩固皇权、训诫子孙，甚至还包括了皇子们几点起床、饭不要吃太饱等这些生活细节。他越来越想回到童年时代那短暂的欢乐时光，和父亲、母亲、哥哥在一起的日子虽然很贫苦，但一家人在一起温情常在。可惜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阴阳两隔，朱元璋甚至没有尺寸之地来下葬父母，“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元末的土地兼并之严重，百姓生活之困苦让他记忆犹新。

大明初建，百废待兴，最重要的就是“钱”。作为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传统农耕文明国家，赋税一直是国家最直接、最重要的财政来源。然而元末大乱，田赋无准，中央最重要的财政该如何保障呢？千头万绪，又该如何下手？宁国府的政绩让朱元璋眼前一亮。

知府陈灌推行的“户帖法”在宁国府大获成功，我们来看一则标准的“户帖”：

一户林荣一，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

民户计家五口：

男子二口

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九岁，

不成丁一口，男阿寿，年五岁。

妇女三口

妻章一娘，年四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