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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内地与台湾，文化隔阂不多。其中，不少技术性隔阂一跨就过，留下的就是心态性隔阂。说到心态性隔阂，我要为内地民众说几句话。从表面上看，内地体量巨大，必然仗势欺人，其实正好相反。自从二十年前开始交往以来，台湾民众比较低看内地民众，而内地民众则比较高看台湾民众。这与当时的经济差距有关，也有政治原因。当时内地正在全面揭露“文革”灾难，负面信息很多，而台湾正处于“解严”后的民主试验，正面信息不少。两相遇合，似乎有了高低，后来也就形成了思维习惯。直到今天，内地民众极少批评台湾民众，但台湾民众却比较喜欢批评内地民众，而且经常凭着一个偶发事件，就草率地把内地十三亿之众说成是“素质低下”的同一种人。

在台湾传媒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评论者随口吐出的共识，例如“现在内地遇到的事，都是我们台湾二十年前经历过的”；“在古代国文和现代国文的教学上，台湾都远远超过内地”；“内地有市场，台湾有创意。内地有工人，台湾有设计”……这些共识，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

在此我要劝告台大学生，我们年轻一代，不要在整体上鄙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庞大的人群。很多傲慢，都来自于无知，终究是文化毒药。

问：台湾民众现在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内地游客，倒是没有特别的负面印象。原来的负面印象，大多来自于我国香港、美国一些政治性的华文杂志。我听说这些杂志至今还不能在内地发行，如果能批准发行，一定会引来一些反驳文章，用事实说明真相，情况会不会反而好一点？

答：这些杂志我看过，其中也有一些不错的观点，却又把大量的谣言、诽谤当作了自由和民主。现在内地每天都有潮涌般的民众通过“自由行”的管道到香港购物，当然全能看到这些杂志，但翻几页就不想看了。它们如在内地发行一定会招来没完没了的官司，只有现在这样，内地的被谤者支付不起香港极其昂贵的起诉费用，它们才能那样自由。

问：我舅舅二十年前就到内地经商了，他说，几位上了年纪的内地亲戚告诉他，那些杂志上的很多言论、语气，是“文革遗风”，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答：有点相似。“文革”的起因是执政党领袖试图更换接班人，这本来是一件不大的事情，但由于鼓吹“大民主”，立即变成了一场由极端主义文痞领头的暴民运动，致使一切社会精英受到袭击。几十年过去，现在我发现上上下下很多人又在怂恿民粹浪潮了，深为中国的前途担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重道远，但是不管作任何选择都不能重蹈“文革”覆辙。你们今后如果关心内地的民主进程，一定要分辨一下，哪一种是“文革式民主”。在法制意识淡薄的土地上，最容易产生的就是这种“民主”。

问：我想比较真实地了解大陆的社会和文化，您能不能推荐一个书目？

答：不要忙着看书，请尽量多到内地走走，最好住一段时间。按我考察文化的经验，最可信赖的，是切身的感受。

问：台湾富士康公司在内地深圳的工厂接连发生十二起青年工人跳楼自尽事件，大家都在分析原因。台湾报刊上最常见的一种分析是：由于贫富悬殊，这些独生子女想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抚恤金来奉养父母。您的看法如何？

答：这是一种明显带有偏见的猜测。请台湾朋友按照常理来推断几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些年轻工人的父母现在多大年岁？四十多岁，正当盛年；等他们失去谋生能力还要多久？二三十年；这些年轻工人全都接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并且身处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和公司，怎么可能会用今天的生命换取一瓢水，幻想着去浇灌二三十年后的老树根？

他们的自杀，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是关及生命哲学。请想想，即使把自己放在上班的一家工厂里，也只是四十万分之一，而他们，又恰恰是远道而来寻找自己生命意义的。如果他们真是老一辈的“农民工”，那还有企盼今后“衣锦还乡”的意义；如果他们真是老一辈的孝子孝女，那还有准备今后奉养父母的意义。但是，现在故乡和父母都不需要他们承担这种意义，这使他们流浪的生命飘若游丝、轻如烟雾，产生了一种滑落于悬崖绝壁般的失重感。这是群体生命的当代困境，集中呈现于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发生急剧变动的时空中。学文科的同学应该领悟此间深刻的人文蕴含，千万不要作低俗的解释。

问：几个月前听您在台湾的一个演讲，说到湖北一群不会游泳的大学生，为救溺水的儿童手拉着手走进危险水域，结果发生不幸，这让我深为感动。但是不久我在网络上看到报道，大学生遇难后，有一群捞尸为生的船家还在讨价还价。这让我一下子又跌入了恶的深渊。您怎么看待这件事？也许，媒体应该隐恶扬善？

答：我不相信那个地区有一群“捞尸为生”的船家，因为近年来显然没有发生赤壁大战和诺曼底登陆，没那么多尸体。

如果真有船家收了打捞费，也不奇怪。善恶义利本是交错并存的，不必“隐恶扬善”。请文科的同学注意，从文学艺术到现实生活，你们最好不要去设想一种单一而封闭的善。当然，也不要去设想一种单一而封闭的恶。善恶的常态，是互邻互衬、互渗互克。这又碰撞到了一个重大的文化课题。

问：我和同学去上海，觉得那里人潮拥挤、步调紧张，而上海的朋友来台北，都很羡慕这里的民主、多元、方便、夜市、小吃、通宵书店、流行音乐……我们是应该在自己适应的地方谋发展，还是应该到竞争激烈的地方去磨炼？您对上海和台北都很熟悉，能提供这方面的建议吗？

答：你对上海的印象，是任何人初到一座陌生城市的共同感觉。上海朋友对台北的“羡慕”，有礼貌的成分。其实上海没有你感觉到的那么糟糕，而台北也没有你罗列的那么优秀。至少，上海有太多“寂寞梧桐深院”，例如我的台湾朋友登琨艳在沪东的掩荫院落，杨惠姗、张毅在沪西的畅朗府邸，都安静得自成日月。

从你的年龄和你提问的语气，我建议你更勇敢地摆脱对于熟悉生活的陶醉，去开拓生命的空间，当然未必是上海。不要把自己的生命看小了，开拓就是面对陌生，包括自己生命深处的陌生。

问：台湾也有孔庙，安静优雅，总能感受一种对圣人的缅怀。但近年去山东，“孔子热”延烧，到处闹哄哄，据说还要打造更豪华的纪念地，收费可能也更贵，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吗？

答：我听出了你的答案。但是，孔子早就不仅仅是学术文化界的现象，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设计他。历代皇帝祭孔，仪式宏大；普通民众朝圣，更喜欢热闹。与孔子几乎同时的佛祖释迦牟尼，哲思多么深奥，但世间庙堂出现的却是密集的叩拜和香火。圣人塑造社会几分，社会也塑造他几分。如果你不喜欢热闹，那么，你安静了，他也安静了。这就像你喜欢屈原，自可默默喜欢，不必嘲笑端午节赛龙舟的民众读不懂《离骚》。中国文人常常过于自命清高，我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增加一点尼采描述过的酒神精神，在民众狂欢中醉步踉跄、融入人潮。

问：读深邃细腻的文学作品，总觉得简体字无法到位，您有同感吗？听说内地也有人提出要逐渐恢复繁体字，有可能吗？

答：你的感觉，只是阅读习惯。我两种字体都读，没有同感。

简化汉字，包括简化字数、笔画、异形、异读、古读等很多方面，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代代都在做。现代的简化汉字运动，始于二十世纪初，比五四运动还早，三十年代出现过好几个简化方案，五十年代那一次，又包含着“扫除文盲”的急迫性。其实，很多简体字是历代草书中反复用过的，因此胡适之先生十分赞赏。

我不知道大陆有人提出恢复繁体字的理由是什么。这既要改变十几亿人的内地习惯，又要花费天文数字的资金，谁敢下这种命令？连终生只会写繁体字的毛泽东也没有下过这种命令，他只是让自己的诗词印了一些繁体字版本送送老人而已。

问：现在世界的文化潮流，是模糊“精英”和“通俗”的界限，又促动“全球”和“本土”“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竞争。请问余教授，文学应该如何在这些概念之间觅得定位？

答：很抱歉，我要说，文化最无聊的事，是为了讲课和论文，把一个个有机生命切割出很多界限，再研究这些界限之间的关系。其实你只要低头看看自己，万物皆备，百学可通，哪有什么界限？歌德说得好：“人类靠着聪明分割出很多的疆界，最后又用爱把它们全部推倒。”

文学不是在界限的夹缝里寻找定位的可怜角色，而是自由的精灵，无处不在。

问：在网络出现前，人类只有两件事平等：出生、死亡。现在有了第三件：网络。当今的人类，最大的区分是“数字化”和“非数字化”，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人类的最大区分，还是善良和邪恶。

问：台大学风自由，但是有一些漂亮女生频频在影视中亮相，也引来师长们的批判，认为这牵涉“公德”“行为模式”和“社会期待”，您同意吗？

答：不同意。美丽是一种文化价值。欧洲文艺复兴这么伟大，仔细一看当时没有什么学术论文发表，只有几位画家和雕塑家呈现了人体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