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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借人力成己之事（第1页）

§49借人力成己之事

胡雪岩是商人，最重实际，他看到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的船坚炮利已使清政府无力抵抗，然而外国人却也没有能力来吞并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人口、疆域的庞大使一切吞并的阴谋终将落空，更何况西方诸国远离中国呢？外国人在中国的目的不外乎是想从中国捞取钱财，经济上获得实惠，所以洋人如果生意上受到损失，他们总是叫嚷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真正动用武力，无论对哪一国的商人，损失都是巨大的。这种睿智的眼光，在当时是极难得的。也正是这种正确认识使胡雪岩得以正确对待与洋人的生意，从中获利为自己累积了更强的经济实力。

与洋人打交道，胡雪岩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清朝的政府见商人稍有赢利，它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巴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它便处处给商人使绊，让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

洋人的政府，帮洋人做生意。你没钱它放款给你，你出洋做生意它派了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它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它还处处袒护。

正因如此，胡雪岩曾抱怨道：“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可以实说。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官不恤商艰，商人也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去争斤论两。这样子的话，我们跟洋人做生意，就没有把握了。你看这条路子走得通，突然官场中另出一个花样，变成前功尽弃。”“人家外国人，特别是英国，做生意是第一等人。我们这里呢，士农工商，做生意的，叫啥‘四民之末’，现在更好了，叫‘无商不奸’。”

因为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对封建官僚体制压制商业活动，就有了更切身的看法。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能看出来，自己的商人费了好大的劲儿，要在那里创造一个好的经营氛围。因为整个体制所限，商人还只能单个儿地为自己一个人开拓商业地域。稍有不慎，这种经营特权就会被收回。一夜之间会重新处处受阻。因此，他对封建官僚体制提出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

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做不赢你了，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他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要更多。

胡雪岩成为中国洋务第一人，为国家做了贡献，为自己积聚了巨大财富。

§§§49　借人力成己之事

胡雪岩经商兵法

胡雪岩是一个商人，思之所及，首先考虑到的是利益。由于他生活在一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所以他个人的利益又常常与民族的利益相关，尤其是当他同洋人做生意时。他的目的是假借洋人之用，来获得大笔财富。由于胡雪岩采取“假借洋人之用”的务实态度，他的商业行为客观上为国家做出了的贡献，他的经商方法也是留给后人有用的经验。

《孙子兵法》在谋划用活兵法的套路上，不主张只靠己力求胜，而是要靠人力求胜。只求己力者，仅为力胜。善求人力者，可大胜大胆雪岩在这一点上给后世留下了可贵的生意经验。中国两千多年长期而稳定封闭的封建社会，形成了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把外国人称为“夷人”，加以贬低和排斥。胡雪岩是一个商人，思之所及，首先考虑到的是利益。由于他生活在一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所以他个人的利益又常常与民族的利益相关，尤其是当他同洋人做生意时。他的目的是假借洋人之用，来获得大笔财富。

江南是蚕桑业发达的地区，在外国势力未入侵之前，一般都是手工染丝业，由当地一些小手工作坊加工，因此，与蚕桑业有关系的人数以万计，一旦市场出现什么风波，往往就会使无数家庭破产，沦为难民，背井离乡，流落四方。清政府对江南尤其是江浙一带的蚕桑业起初是有保护政策的，禁止大手垄断，哄抬价格，或贱价收购，所以江浙一带桑蚕业一直发展得很好。

然而洋人的势力一侵入中国，形势就变了，西方的机器工业的生产效率远远强于清朝的手工作坊，而且质量也强于传统的手工技术水准，洋人先是大量的收购生丝，然后把生丝运回国内，这使得江浙一带的手工作坊没有生产原料，因而不得不关门大吉，在许多手工作坊纷纷倒闭之后，西方的商贸势力就控制了蚕桑业市场，他们肆意压低生丝的价格。刚出的生丝如果没有特殊的保护措施，不到一个月便会由雪白变成土黄，从而分文不值。那些分散的蚕农看着刚出的雪白的生丝，根本不敢久留，而且桑蚕业一直是江南一些地区的主要农业，维系着千家万户的命运，如果丝质变坏，洋人拒收，那么这些蚕农一年的工夫就化为泡影，所以，虽然洋人把价压得十分低，但无数蚕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还是乖乖地把生丝送往那些洋人设的收购点。

胡雪岩在浙江多年，对蚕桑业中间的名堂看得十分清楚。他一直想在蚕桑业中分一杯羹，却苦无资金，所以先安下心来办钱庄，拉政府部门关系。很快，资金雄厚了，于是，他开始涉足他梦寐以求的蚕桑业了。

他以浙江巡抚的名义在乡下收购生丝，而且价格高于以往洋人的收购价格，这对那些久受洋人摆弄的蚕农来说，无疑是天大喜讯，纷纷把生丝卖给胡雪岩。然而以胡雪岩一人的资本，何以能够收购完浙江一省的生丝？于是胡雪岩想了个主意，由浙江巡抚牵头，成立蚕丝总商会，商会成员都是浙江的大富翁、乡绅、告老还乡的官僚等等，这些富翁们如果愿意出钱，则出钱，不出钱，则提供担保。向谁提供呢？向那些蚕农。

胡雪岩向那些前来卖生丝的蚕农们讲明：“我们先付你一部分钱，另外一部分我出具欠条。这个欠条由蚕桑商会担保，而且加盖浙江巡抚的官印。这部分钱一般等到秋天就付给你们，而且还付有利息。”

胡氏这一手确实厉害，洋人一下子慌了神，西方许多国家，尤其是英国，他们的丝厂都依赖中国丝源，这样一来，让胡雪岩把丝源垄断起来，他们国内许多丝厂“无米下锅”，纷纷告急，外国洋务商办于是都跑来找胡雪岩，要求把生丝卖给他们，哪怕价格高一点也无所谓。然而这时胡雪岩的报价已不是高一点的问题，几乎要比以往的生丝收购价高出一倍，洋商一听各自摇头。

洋商转而进行密谋，通过他们的洋务代表进京贿赂京中一些高官，希望他们能制止浙江巡抚参与商业行为。然而胡雪岩早有预料，他开始就说服浙江巡抚王有龄上一道奏章，道：“江南丝业，其利已为洋人剥夺殆尽，富可敌国之江南大户，于今所余无几……民无利则国无利，则民心不稳，国基不牢。鉴此，本府痛下决心，力矫蚕桑弊病。兹有商贾胡雪岩者，忠心报国……”奏章把自己的行为大大吹嘘了一通，同时对洋商给政府经济带来的伤害也做出了准确的剖析，所以奏章一到京中，许多大臣都认为有理，并上奏皇上，希望另外的省份也效法浙江。情况如此之盛，那些受纳外国洋务代表贿赂的高官们不敢贸然行事，加之指责浙江巡抚的证据也不够，靠皇帝下令制止胡雪岩的大胆举动明显是毫无效果的。

此计不成，洋商们又生一计，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放出风声，说胡雪岩的生丝他们坚决不收，即便是压低价卖给他们，而其他省份的生丝他们大量收购，收购价偏高，并且可以当场付清银两。

这种举动对胡雪岩无疑是致命一击，如果洋商真的从别的省份收到足够的生丝，哪怕只够维持一个月的生产，对胡雪岩来说，也是不敢想像其后果的，自己不能加工，收购生丝又占用大量资金，而且生丝也不宜久放，否则质量会变坏，这一切把胡大老板的头快搅昏了。

好个胡雪岩，临到关键时候，仍然能够定气神闲，他马上乘船，赶往上海。

上海是洋商们的聚集地，这里聚集着各种各样的商行，包括林林总总的丝行，运往国外的生丝全都从这里装上船。

洋人们在中国的丝绸生意，是通过他们的经纪人来展开的，洋人出资，雇用一些精明能干的中国商人，由他们把生丝收到上海，然后再给他们一笔佣金，与洋人的大额利益相比，这些中国经纪人的佣金少得可怜，然而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因此不能够平等地同洋人们讨价还价。

胡雪岩到了上海之后，首先拜访了上海名宿陈正心。陈国学深厚、家财万贯，而且为人豪放，善济人之难，有“小宋江”之称，在上海颇有影响。

胡雪岩通过陈正心广发请帖，召集上海各丝行老板，并不让胡雪岩出面，而是就浙江胡雪岩的做法征询众商行老板的意思。一石击起千层浪，各商行老板抱怨个不停，埋怨洋人贪得无厌，而恨上海没有胡雪岩似的人物，后来便有人提议由陈正心出来领导大家一块对付洋人。只要大家一条心，联合起来，把生丝压一段时间，洋人们的厂没米下锅，那么生丝的价肯定会上去。

几天过后，上海的丝行老板一致要求洋人提价，他们对洋人道，胡雪岩已经答应出高价收购他们的生丝。

洋人这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们还私下想分化拉拢，对某些商行许诺以高价，然而却遭到拒绝。那些商行的老板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私下把丝卖给洋商，他们会受到同行的谴责，而且背上卖国的恶名，也会得罪上海的陈正心，他在上海可是个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

洋商们知道事情除了同胡雪岩当面谈之外，其他方法都是行不通的。加之国内生产厂家的告急电报雪片般的飞来，使他们不得不给胡雪岩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

胡雪岩知道，既然目的不外乎一个“钱”字，那么商人就应该合理竞争。西方列强，他们的政府是支持商人的，别人提倡商富则国富，而在中国，政府重视的是农业，对商人则大肆征税，结果商业的发展困难重重，也影响到政府的收入。但政府并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传统的儒家思想以言商为耻，纵然官吏们上任后主要的任务不是守土安民，而是刮地皮，但他们在表面总是视钱财如粪土。

显然，要想让清政府主动改变轻视商业的做法是不可能的，因此，商人们应自己联合起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商业势力，改变以前只是分散的个体，同洋人们个别打交道的做法，凭个别的商贸行为既无法影响政府，在对外贸易中，也是处于劣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