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一早,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在省文联的会议室里召开。
屋子不大,挤挤挨挨坐了二三十号人,多是些生面孔。
司齐和余桦找了个靠后的角落坐下。
空气里弥漫着茶叶用热水泡过飘出的味道,偶尔有人低声交谈,嗡嗡的,像一群困在玻璃罐里的蜜蜂。
先是领导讲话,冗长,套话多。
司齐有点走神,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划拉着。
好不容易轮到作家发言。
一个个上去,谈创作体会,谈时代使命,谈艺术追求。
慷慨激昂的有,结结巴巴的也有。
余桦是第五个上去的,他清了清嗓子,努力想让声音听起来沉稳些,可还是带了点绷着的劲儿。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也是刺向虚无的利剑。。。。。。”他果然用了那个“雷人”的开头,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回响。
司齐听着,觉得有点中二,但看到余桦那股认真劲儿,又觉得。。。。。。挺有意思。
这小子,是真把这事儿当回事了。
不同于莫言的“热忱”,余华善于采用近乎绝对冷漠的写作手法,他的小说虽然充斥着大量的死亡与暴力,却极少夸张和抒情。
既没有压抑不住的愤懑和呼天抢地的痛苦,也没有插入作者本身的评论或看法,大部分都只是在平静的叙述中展开。
他以旁观者的姿态来刻画人物、叙述暴力与死亡,给人以一种彻彻底底的阴冷,或者可以叫客观的冷漠。
如今的余桦,或许还不够“冷漠”,心中的那团火还没有内敛变成鼓荡的阴风,这团火,让他笔下的文字还带着一丝属于“人”的温度,一种尚未被彻底剥离的,对现实的直接愤怒与不甘。
下午。
轮到司齐时,会议室里明显安静了一瞬。
不少目光“唰”地聚焦过来,好奇的,审视的,还有一些不以为然。
《最后一场》的风波,显然在座的基本都知道了。
司齐上台,没拿稿子。
他把《最后一场》的创作初衷,对陆恒这个人物的想法,对传统艺术在时代洪流中处境的观察,简单说了说。
他语速不快,也没什么慷慨激昂的调子,就是平铺直叙,像在跟人聊天。
他说完,微微鞠躬,准备下台。
主持的老同志却抬手示意他留步:“司齐同志请稍等,下面是自由提问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司齐同志请教。”
会场沉默了几秒。
然后,坐在第一排,一位穿着洗得发白中山装的老同志慢慢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