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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辩思潮的批判（第1页）

名辩思潮的批判

前言

“名实之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

惠（慧）者知其不可两守，乃取一焉。”

《管子·宙合篇》有这样的两句话，这把名家或辩者的发生说明得很清楚。《管子》书是战国时代及其后的文字的汇集，但“名实相怨”之“久”，至迟我们可以推溯到春秋末年。孔子在当时已经在要求“正名”了。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这所说的“正名”，并不是后人所说的大义名分之谓，而是日常所用的一切事物之名，特别是社会关系上的用语。

社会在比较固定的时候，一切事物和其关系的称谓，大体上是固定的。积久，这些固定的称谓被视为天经地义，具有很强大的束缚人的力量。但到社会制度发生了变革，各种事物起了质变，一切的关系都动摇了起来，甚至天翻地覆了，于是旧有的称谓不能适应新的内容，而新起的称谓还在纷纷尝试，没有得到一定的公认。在这儿便必然卷起新旧之争，即所谓“名实之相怨”。在我们现代，正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封建秩序破坏了，通常日用的言语文字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旧的名和新的实已经是“绝而无交”，虽然还有一部分顽固分子，在死守着旧的皮毛，然而大势所趋，聪明的人早知道新旧不能“两守”，而采取新化一途了。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在社会性质上和现代不同，而作为社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则是极其相似的。旧时的奴隶制度逐渐崩溃了，新的封建秩序在逐渐产生的过程中。在这新旧交迭的时代，正所谓“青黄不接”，故尔“名实相怨，绝而无交”。例如以“君”而言，旧时是奴隶主，而今时多是由奴隶升起来的头领了。“百姓”在旧时是贵族，而今时成为了庶民。庶民在旧时是贱人，而今时成为了国本。一切都须得调整，因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初步反映便必然有“正名”的要求。故在战国时期有所谓“名家”的产生，这件事本身也就足以证明在周、秦之交，中国的社会史上有过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名家”本来是汉人所给予的称谓，在先秦时代，所谓“名家”者流每被称为“辩者”或“察士”。察辩并不限于一家，儒、墨、道、法都在从事名实的调整与辩察的争斗。故我们现在要来研讨这一现象的事实，与其限于汉人所谓“名家”，倒不如打破这个范围，泛论各家的名辩。这一现象的本身是有它的发展的，起初导源于简单的实际要求，即儒者的“正名”；其后发展而为各派学说的争辩，一部分的观念论者追逐着观念游戏的偏向，更流为近于纯粹的诡辩；再其后各家的倾向又差不多一致地企图着把这种偏向挽回过来，重新又恢复到“正名”的实际。待秦代统一六国以后，封建社会的新秩序告成，名实又相为水乳，于是乎名辩的潮流也就完全停止了。这样便是先秦名辩思潮的整个发展过程，我现在想把孔子以后的各家的态度，逐一地加以研讨。

一　列御寇

列御寇，我们要说他是一位辩者，或许有人会诧异，但《战国策·韩策》里面有说到他的学说倾向的一段故事，确和“正名”有关。

“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

王曰：‘正亦可为国乎’？曰：‘可’。王曰：‘楚国多盗，正可以圉盗乎’？曰：‘可’。曰：‘以正圉盗奈何’？

顷间有鹊止于屋上者，曰：‘请问楚人谓之何’？王曰：‘谓之鹊’。曰：‘谓之乌，可乎’？曰：‘不可’。

曰：‘今王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洁胜任。今盗贼公行而弗能禁也，此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也’。”

“乌不为乌，鹊不为鹊”便是“名不正”；必乌须为乌，鹊须为鹊，然后才得其“正”。这虽然只是史疾转述的话，但由此可借以推定列子所“贵”之“正”，至少是有“正名”的成分在里面的。

列子的书失传，现存者乃晋人伪撰。他的遗言逸行散见于《庄子》书中的，我们只知道他也是黄老学派的一人而已。

二　宋钘与尹文

宋钘、尹文是稷下黄老学派的主要的一支，宋钘当于齐威、宣之世，尹文稍迟，逮于齐湣，在此为方便起见，一并叙述。

《汉书·艺文志》有“《尹文子》一篇”，属于名家，尹乃宋之弟子，尹既属于名家，可知宋亦有辩者倾向。《韩非·外储说左上》“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故季、惠、宋、墨，皆画也”，可引为宋是辩者之证。

但宋、尹之辩均不主张“纤察微难”，《庄子·天下篇》引宋、尹精义有“君子不为苛察”（苛当作苟）之语，可知韩非难宋，与难墨同科，只是难其末流，宋、墨叙在季、惠之下，也就足以表见了。

宋、尹之书均失传，今有《尹文子》乃伪托。但《管子》书里面的《心术》、《内业》、《白心》诸篇即其遗著，《心术》、《内业》属于宋，《白心》属于尹，余已别有考证，今专挹其“正名”之义如次。

宋、尹均主张摒去主观成见（“别宥”），而采取纯粹的客观态度。这种态度，他们称之为“因”——“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心术》）。他们的名理论是从这种基本主张导引出来的。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务（侔）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以上《心术》）

“原始计实，本其所生。知其象则索其形，缘其理则知其情，索其端则知其名。……正名自治之，奇名自（原误为‘身名’）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

“口无虚习也，手无虚指也，物至而命之耳。发于名声，凝于体色，此其可谕者也。不发于名声，不凝于体色，此其不可谕者也。乃至于妄（原误为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以上《白心》）

这种“正名”的态度可以说是很纯正的，没有脱离实际的效用，也就是“君子不为苟察”的详细的内容了。《吕氏·先识览·正名篇》，引尹文与齐湣王论士，关于“正名”之义有所叙述，为使尹文的正名倾向更明了起见，我们可以把它摘录在下边。

“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说也。说**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

“凡乱者形名不当也。人主虽不肖，犹若用贤，犹若听善，犹若为可者，其患在乎所谓贤徒不肖也，所谓善而徒邪辟，所谓可徒悖逆也（三徒字原均误作从）。是形名异充而声实异谓也。夫贤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国不乱，身不危，奚待也？齐湣王是以知说（悦）士，而不知所谓士也，故尹文问其故而王无以应。”

以这样一段为冒头而在下面叙出尹文与齐王论士的故事。这段冒头的理论大约也采自尹文的遗书，或者隐括其意而有所发挥。这和《白心篇》的见解很能契合，在大体上我们就认为是尹文的遗说，应该是没有多么大的妨碍的。论士的一段文字，继续述之如下。

“尹文见齐王。齐王谓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愿闻何谓士。’王未有以应。

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

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

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为臣乎？’

王曰：‘所愿而不能得也。’

尹文曰：‘使若人于庙朝中，深见侮而不斗，王将以为臣乎？’

王曰：‘否，丈夫见侮而不斗，则是辱也。辱则寡人弗以为臣矣。’（丈夫原误为大夫。）

尹文曰：‘虽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一矣，（此处原衍廿字）而王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士乎？’

王无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