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的事,就跟这天津卫的天气一样,说变就变。
前脚你还当自个是个人物,在牌桌上叱吒风云。
后脚人家直接就把桌子给掀了,你连个上桌的资格都没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
陈墨出院了。
圣路易医院门口,汪时那辆黑色的福特轿车,跟奔丧似的,早早地就等在了那里。
八字鬍的管家躬著身子,替他拉开车门,脸上那褶子笑得比哭还难看。
“顾少爷,您可算是大安了!老爷在家里,都念叨您好几天了!”
陈墨理了理自己那身崭新的驼色大衣的领子,没搭理他。
他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医院门口那根旗杆。
旗杆上那面法国三色旗,已经不见了。
取代的是一面更大、刺眼的膏药旗,正在寒风里有气无力地,耷拉著。
“嘖,”陈墨从口袋里掏出那盒“三五”牌香菸,给自己点上一根,对著那面新旗不轻不重地,吐了个烟圈,“这城里,终於是立下新东家了啊。”
管家的脸上,闪过一丝尷尬。
“顾少爷,慎言,慎言。”
陈墨笑了笑,没再说话,弯腰坐进了车里。
车开得很稳,但外面的世界却早已不稳了。
曾经在租界里耀武扬威的英国兵、美国大兵,都不见了。
那些平日里,只对中国人齜牙的洋行大班们,此刻也一个个都跟霜打了的茄子似的,蔫头耷脑地被日本人押上了开往未知命运的卡车。
陈墨觉得树倒猢猻散。
可能说的就是这么个光景。
车回到了汪时在天津的官邸。
这个官邸的豪华程度不输北平那个。
汪时並不在天津,据老管说,一大早就被新成立的“日华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日本人,给请回北平“开会”了。
陈墨也乐得清静,跟老管家说了几句话,便告辞回到自己院子。
第一件事就是舒舒服服地,泡了个热水澡,把身上那股子消毒水和倒霉的味道,都给冲了个乾乾净净。
然后换上一身宽鬆的丝绸睡袍,给自己泡上了一壶上好的君山银针。
又让下人去街口的“耳朵眼”,买了几斤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炸糕。
他就像一个大病初癒后,只想好好犒劳犒劳自己真正的少爷。
悠閒而又懒散。
仿佛三天前,那个在码头的枪林弹雨和冲天火光中九死一生的,不是他一样。
陈墨拿起一份当天的《庸报》。
报纸的头版,用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血红色的標题,刊登著一份来自重庆的公告。
是《国民政府对日、德、意宣战布告》。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国家,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亦即为自卫,为公理,为世界和平而奋斗……日本军阀歷年以来,蓄积侵略之野心……近復悍然向我友邦美、英两国,挑起太平洋之战火。此种信誓破坏、无所不为之暴行,已使全球人类之正义与文明,濒於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