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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 独（第3页）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炼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至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

咸丰七至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的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

曾国藩第二次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给诸弟报告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情’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

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说：“我也不甘作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萎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太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著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智慧点评

把名利看得淡一些，对名利的得失别太计较，多数人是可以做到的。大多数人都希望能有很多钱，也都希望在社会上留下个好名声。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少些压力，同时也受到别人的尊重。问题是钱从何处来？名从何处得？对于名利，自然可以争取，却未必能够实现，索性不如看得淡些，也会免去很多烦恼，多一些幸福。

No。18万众瞩目，不可不慎

名人导语

如果你要获得成功，就应当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顾问，以小心为兄弟，以希望为守护者。

——爱默生

本节要点

曾国藩的恩惠术；曾国藩一生清廉。

故事案例

1。曾国藩的恩惠术

曾国藩心明眼亮之处在于不贪，会施以恩惠是他取得长久胜利，让大家齐声说好的手段。这说明曾国藩懂得：赢得别人赞赏最好的办法是恩惠术。

曾国藩的恩惠术不是一般人能学得来的，因为这是超人的智慧。明代人杨继盛在临终前给他儿子的遗嘱中写道：“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是即时丢过。”这既是箴言，也是苦药，更是一个临终老人对人性的彻悟，蕴藉着多么丰富的人生奥义。他只讲了一个“恕”字，但每一句都是宁人负我，我勿负人。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比杨继盛还要甚。他认为，从前那些施恩于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不过都是钓饵耳。将来万一我做了总督或者学政，不理他们吧，失之刻薄，理会他们吧，即使施一报十，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8年，从来不肯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对弟弟写道：“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并嘱咐他们：“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也许处身官场的人，没有不同意曾国藩的说法的，这固然包含着对占便宜失身失节的领会，但更多的是一种怕麻烦的心理，总是担心应接不暇，纠缠不断。曾国藩是一个精明人，当然想到了这一点。

总之，占便宜，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哪一种目的，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便宜不好占，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2。曾国藩一生清廉

1849年，曾国藩在京城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

就是这两样东西，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与兄弟五人抓阉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说他绝不保留任何东西。

据曾国藩自己说因为经济紧张，他在北京做官，虽然对家庭有些接济，可是欠了1000两银子的债，回家又需要几百两的路费，“甚难措办”。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听不进去，曾国藩不得不又给他写一封信：“你对我的劝戒，总是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一番，这最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面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应该平心考究一番。所以古人认为，居上位不骄极难。”

做官的人，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不一定自己想这样，而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8两多的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深感到愧悔。他说：“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还有一天，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这给他很大震动，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为了表示一生清廉的决心，曾国藩曾说：

在几个弟弟中，我对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过于严厉，但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特别照顾，对兄弟则失之苛薄；往往私肥自家，对亲戚同族则失之刻薄。我从30岁以来，就一直把升官发财当成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官囊积金留给子孙享用看作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决不把做官得来的钱财留给后人。苍天在上，神明鉴临，我决不食言。所以，我立定此志，决不凭做官发财，决不留钱给后人。如果俸禄较多，除了供奉父母衣食所需之外，全部都用来周济贫穷的亲戚，这是我一向的愿望。

智慧点评

清官往往很在乎“清誉”，但晚清重臣曾国藩却唯恐得到“清廉”之名。他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虽然内心操守坚定，但表面上他却和光同尘，不求自己的清廉为人所知。这种以“浑”为表以“清”为里的居官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