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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李玉纯去离家不远的位于衡阳街的一家银行存钱。钱是高秉涵大哥帮着催要的一些死账。在李玉纯心目中，她早已把高秉涵当成了一个可靠的老大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找高秉涵说一说。

存了钱走出银行，李玉纯打算拐个弯去站前大楼事务所看看高大哥。

一靠近站前广场，李玉纯就发现有一群人正在广场上围观着什么。

走到近处一看，人群中间站着一个老人，身上套了件白衬衣，衬衣的前面写着‘想家’，后面写着‘妈妈我好想你’。

一打听，才知道这位老人是个老兵，在街上请愿要求政府允许他回大陆探亲。

李玉纯马上就联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顿时同情起眼前的这位老人。围观的大多是些年轻人，他们分成两派，一部分对老人表示理解和支持，另一部分则指责老人是通共行为。

老人刚发表完演说，就有一个衣着时尚的年轻女子走上前说：“老伯，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可你也要站在政府的角度想一想。”

老人回说：“这位小姐，请问如果你是我的位置，几十年没有老家亲人的音讯，你会怎么样？难道你一点都不想老家的亲人吗？”

年轻女子无言以对。

老人又说：“孩子，是人都会想家，要是不想家，那他也就不算是个人了。”

老先生的口才够厉害。

正在这时，李玉纯听到旁边的几个年轻人吵吵着要报警，她担心老人会遭遇什么不测，赶紧跑进站前大楼去叫高秉涵。

一听说有老兵请愿，高秉涵忙放下手头的事情下楼来到广场上。

刚出大楼，高秉涵就看见一辆警车呼啸着驶去，围观的人们渐渐散去。他向围观者一打听，才知道刚才请愿的那个老兵让警察当成疯子给带走了。

从一个路人那里，高秉涵知道这个老兵叫何文德。

1987年春天，何文德的名字就这样进入到高秉涵的生活中。

正是从那一天开始，高秉涵开始从各种媒体上密切关注着这个叫何文德的老兵。

几天后，高秉涵从一家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何文德是湖北房县人，17岁离家当兵，其后转战大半个中国，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来台湾，1965年退伍。后来，何文德曾托人从海外转信回大陆老家，但海外友人转寄来他母亲的回信与照片却始终没有收到过。他判定家书一定是遭邮检扣留。后来母亲去世了，给何文德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他一心想回老家给母亲的坟上添一把土，于是毅然发起返乡运动。

高秉涵还了解到，为团结所有老兵的力量，何文德经常出入老兵聚居的“荣民之家”和“荣民医院”，散发印有鼓动老兵返乡探亲的传单。为此，他常常遭到便衣警察的殴打。何文德的妻女劝他放弃这种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危险做法。但何文德却豁出去了，为了不连累妻女，他决然与结婚15年的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又立下遗嘱，然后依然走上街头，为宣传老兵返乡探亲奔走呼号。

何文德最初使用的是“返乡运动促进会”的名义，还打过“退伍军人联谊会”和“抗暴义士”的横幅。当别人问到这些组织的发起人和成员组成时，何文德说：“其实就是我一个人，自己和自己联谊，这些名称是用来吓唬国民党的。但只要我们老兵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1987年5月2日，倒班休息的朱大杰风风火火地来到了高秉涵的律师事务所。

“高哥，何文德带着好几百名老兵在街上发传单，咱们也去看看吧！”

“走！”高秉涵一把推开手中的文案。

国父纪念馆前已是人山人海。老兵们都身穿白衬衫，衬衫前面印着滴血般的红色字样，前面是“想家”，后面是“妈妈我好想你”。

高秉涵和朱大杰也都要了件白衬衫套在身上，随着老兵们一起呐喊。

一个又一个的老兵冲上临时搭起的讲台上发表演讲。

一个戴着眼镜的老兵说：“我们这些大陆退伍老兵，当初对国民党都是忠心耿耿，之所以会演变到今天的怨声载道，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民党在物质上亏待我们，台湾社会的贫富悬殊令我们感到十分寒心，这种日子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

一阵海浪般的掌声。

这个老兵接着说：“第二个原因更令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老兵在精神上感到极度痛苦，30多年了，国民政府一直坚持违反人性的政治政策，不让我们与大陆的亲人联系。几十年来，我们把对亲人的无限思念压在心底，只有在黑夜的梦里，我们才有机会与亲人团聚。多少人没来得及见到家人就客死他乡，当年的六十万老兵，如今只剩下不到四十万，我们老了，不能再等了，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去见老家的亲人！”

无数人跟着呐喊：“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去见老家的亲人！”

又一个老兵站出来说：“出来这么多年，我连父母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只求政府能让我回去，如果父母还在就为他们奉上一杯茶，就算是父母已经不在了也好为他们献上一炷香。”

这位老兵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蹲在地上抱头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