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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永兰带来的消息让高秉涵十分激动。他震惊、兴奋、欢喜，一连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暗夜里，他思前想后，辗转反侧。家族中亲人们悲欢离合的场景一幕幕从眼前划过。想着如今与自己隔海相望而不能团聚的大陆亲人，他又是百感交集，感慨万端。

以后的日子里，在三姐和弟弟的来信中，高秉涵了解到大姐的身体不是太好，他害怕再发生“晚了一步”的遗憾。高秉涵日夜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能够尽快的投入到祖国大陆的怀抱，与亲人相聚。

然而，当大陆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几个年头之后，就两岸问题，台湾当局依旧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高秉涵心急如焚，对亲人与日俱增的思念让他更加消瘦和憔悴。

大陆的亲人也在思念惦记着高秉涵。特别是大姐高秉洁，自从收到高秉涵的第一封来信，就整日把这个台湾弟弟挂在了嘴边。她想起了许多小时候的事情。这个弟弟曾经是家中长辈们的心肝宝贝，也是母亲晚年最大的牵挂，如今长辈们都已经离世，她作为家中的长女更应该担当起亲人之间联络的桥梁，让高家兄弟姊妹的这份亲情传承延续下去。

回首往事，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这个弟弟的时候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是1937　年夏天，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高秉洁回老家高庄度暑假。

一进高庄的村子，就见家人早已站在村头等着迎她。母亲怀里抱着小弟弟，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个当时只有一岁半大的弟弟。弟弟的样子十分可爱，白白净净，大眼睛，高鼻梁，一看到人就张开嘴巴笑个不停。

当时弟弟只是取了小名春生，还没有正式的学名，在父母的委派下，高秉洁翻了好几天的字典为弟弟取了“高秉涵”这个名字。

暑假快要结束离开高庄的时候，已经走出家门好几华里的高秉洁突然又跑了回去。

一进院子，高秉洁就把弟弟抱了起来。她在弟弟的额头上亲了又亲。弟弟咯咯地对着她欢笑。

不曾想，那竟然成了她对弟弟最后的记忆。

弹指间光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如今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妇，当年的牙牙学语的弟弟也不知变成了什么样子？

她迫切希望早日见到这个分别已久的一奶同胞弟弟。

几经申请和磋商，去香港的签证终于办了下来。高秉洁与高秉涵约定，姐弟俩于1981年7月9日在香港会面。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在台北的高秉涵又是激动的几夜睡不着觉。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姐弟相见的这一天。

清晨一大早，高秉涵和石慧丽一起带着三个孩子去了机场。在新加坡经商的高新平也参加了这次会面。他已经先行到达香港并在绿园大酒店替高秉涵姐弟预定好了房间。

上午九点钟，高秉涵一家到达绿园大酒店。

由于大姐年事已高，又加上身体虚弱。因此事先大家商量好高秉涵不到人员混杂的九龙火车站迎接大姐，免得大姐在没有急救设备的火车站由于过度激动而发生意外。

负责去火车站接大姐的是高秉涵在香港工作的一个叫徐培德的中学同学。

午后时分，按时间推算大姐从广州开往九龙的火车应该快要到站了。即将到来的姐弟会面让高秉涵坐立不安。他几次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要亲自去火车站接站，都被石慧丽劝住了。

下午两点钟，一直等候在大厅里的高秉涵一家终于看到徐培德陪同着一老一少两位女士走了进来。

高秉涵激动的迎上去，不知怎么称呼才好。

正在这时，徐培德把大姐拉到高秉涵眼前，介绍说：“秉涵，这是你大姐！”

又一把拉过高秉涵，向大姐介绍说：“大姐，这就是你的亲生弟弟高秉涵！”

一边的服务生都被这貌似荒诞的介绍方式搞糊涂了，一个个面面相觑，不明白为什么亲生的姐弟俩怎么还用别人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