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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秉涵在台北火车站偶然与李学光老师邂逅的时候,是1951年的四月。李学光是高秉涵在菏泽南华第二小学读书时的小学校长。
和李学光老师的这次邂逅,改变了高秉涵一生的命运。
一年多的叫卖生涯,已经让高秉涵变成了一个老练的小贩。他头戴红帽身穿红马甲,泥鳅一样灵活地穿梭在候车室里。高秉涵不善言谈,叫喊的频率不是太多,但他的双腿却分外勤快,身影像流星一样到处滑翔。这样以来,高秉涵的营业额就上去了,几乎每个月都会被评为最佳营业员,门口一侧的小橱窗里老是贴着他清瘦面庞的照片。
高秉涵还喜欢替同伴顶班。一天,一个有事要回家的同伴让高秉涵替他一下午,高秉涵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正是这次替班,让高秉涵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李学光。
首先传入耳朵的是一个温柔而伤感的女性声音:
“你是高家的孩子吗?”
听到这声音,高秉涵周身一颤。当时,他正在给一个老先生拿香烟,身后突然就传来了这声音。如受惊的小鹿一般立刻把回过头来,站在他身后的竟是自己小学时的校长李学光。
高秉涵清晰地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李学光老师那天是和母亲在一起。那是前年春天里的事情了。
想不到李老师如今也到了台北。
“你是高家的孩子吗?”李老师又问,母亲一般亲切的声音。
高秉涵说:“李老师,我是高秉涵。”
李老师拉着高秉涵的手,说:“我刚才已经端量你好一会了,怎么看怎么觉得面熟,想不到还真是你,你母亲也来台湾了?”
高秉涵说:“没有,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来了。”
李老师默默地拍着高秉涵的肩膀:“孩子,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吧?”
第一次有人像母亲一样和他说话,一幕幕逃亡的经历出现在高秉涵眼前,他鼻子酸涩着说不出话来。
“孩子,你怎么做起了这个?不读书了?”李老师又问。
“我想娘,想回家。”高秉涵答非所问。
“谁都想回去,可什么时候能回去就不好说了。”
高秉涵想起了墙上的标语,说:“不是说五年吗,五年成功,五年就可以回去了。”
李老师说:“傻孩子,那都是政治口号,不能当真,将来究竟能不能回家,还是个未知数。”
“李老师,你是说我们以后再也回不了家了吗?”高秉涵眼里露出了深深的失望。
李老师说:“孩子,不管将来能不能回家,你都要读书,你家是书香门第,现在你正是读书的年纪,去读书才是你娘的心意,你娘要是知道你不读书了,她会伤心的。”
“读书?”
在高秉涵看来,学校生活已经离他很远了,让他现在回到学校里去读书很不现实。
自己要是去读书,停了当小贩的薪水,拿什么去吃饭和交学费?
这时,见一个人上前买糖果,李老师就说:“孩子,我给你写个地址,等你休息的时候,到我家里去一趟,让我家那口子好好给你想想办法。”
“张县长也来台湾了?”高秉涵问。
张县长叫张文光,是李老师的丈夫,高秉涵以前听母亲说过他是菏泽国民政府的县长。
一听高秉涵称呼张县长,李老师欲言又止,见旁边买东西的人还在等着,她把地址写在纸条上交给高秉涵就走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休息日,高秉涵按照李老师给的地址找到了她的家。
李老师的家在台北郊外北投稻香里的半山坡上。所谓的家其实就是一间用树枝茅草搭建的草棚子。
李老师在草棚子门口等着高秉涵。一见高秉涵就把他拉到一边,指着草棚子叮嘱道:“秉涵,千万不要叫他张县长,就叫他张叔吧。”
高秉涵点了点头,很是不解的看着李老师。
李老师告诉高秉涵,说她丈夫到了台湾后因在大陆当过国民政府的县长被怀疑为共匪,抓进去大半年才刚放出来,这大半年在里边把身体彻底搞坏了,现在一听到谁叫他张县长就气不打一处来。
高秉涵还是听得似懂非懂,只是记住了不要叫张县长是张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