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號,文斯来了。
他站在雷文面前,穿著一身乾净的衣服,背著那架琴。
“雷文。”他说。
“文斯。”
文斯开口:“你那封信,我收到了。”
雷文点了点头。
“你写的,”文斯说,“你也要在。”
雷文又点了点头。
文斯看著他,眼睛里有东西在动。
“雷文。”
“嗯。”
“我来是想告诉你一句话。”
雷文等著。
文斯说:“每个生命都很重要,你別忘了。”
这话文斯在信里说过,现在又当面说一遍。
“我记著。”他说。
“那就行,我走了。”
雷文看著他转身,走了几步。
“文斯。”
文斯回头。
“琴还好吗?”他问。
“好。”他笑著说,“走调的那个键还在,但听著习惯了。”
文斯走了。
这次他没回头。
六月的义大利,太阳毒得能把人晒化。
雷文带著他的班在一个叫皮科的小镇外面蹲著,镇子里有德国人,他们的任务是守著这条公路,不让德国人跑。
蹲了俩天,德国人没跑,雷文的人倒是少了两个。
一个被冷炮打中,抬下去的时候还在喊妈,一个夜里站岗的时候睡著了,醒来自己被自己嚇著了,但没死。
雷文没骂他,只是让他去睡,自己替他站了下半夜。
第三天早上,进攻。
雷文看著那张地图,镇子不大,但石头房子多,每间房子都能藏人,打进去就是巷战,巷战就是绞肉机。
“几点?”他问传令兵。
“五点,天不亮就上。”
传令兵走了,雷文蹲在那儿。
他旁边蹲著个新兵,叫埃利斯,俄亥俄来的,脸上还有青春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