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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2页）

原宣党头子、南京国子监祭酒汤宾尹，听说魏忠贤毙命，立刻精神失常，癫狂而死，其家为被害者所破！

“十狗”之一、太仆少卿曹钦程罢官，不为江州南康乡里人所容，争唾其面，只好在湖口县买宅居住，但湖口人士相约驱逐之！

还有前首辅顾秉谦，虽然致仕居于昆山老家，也被人弹劾“献媚图宠，廉耻已亡”。家乡士民更是愤而报复，一把火烧了顾家大片房产，将其家财哄抢一空。顾秉谦携带重金逃往苏州租房居住，诸生不容，写呈子给各衙门，要求驱逐。他惶惶如丧家之犬，只得转避南京，不久病死！

然而，阉党残余仍在抵制清算，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过，就故意对被追究者轻判。一面是民愤滔滔，一面却是轻描淡写。诸阉党虽交给法司议罪，但定罪书却避重就轻，形同包庇。

这个定罪书一出来，引起舆论哗然。

山西道御史高弘图三次上疏，说“五虎”“五彪”不过是杀人取媚，真正动摇社稷的是刘诏、刘志选、梁梦环三贼。尤其是刘志选，七十白发老匹夫，为钻营竟不惜攻击皇后。

三人因此相继被逮。刘志选自知不免，也学了魏公公，上吊自杀了。

山西道另一御史刘重庆也上疏，指李永贞、刘若愚、李实罪大恶极，若不刑之西市（砍头），恐被害诸臣必不瞑目于地下。

崇祯立刻准奏，将李永贞、刘若愚、李实和许显纯一起交给刑部，均论死。

清理阉党的运动，在一个阉党分子遍布的大环境下，犹如号召人家操刀割己，那是不可能痛痛快快的。阉党如不从整体上搬掉，新政就无从谈起，正人也无法起用。

崇祯对这一点看得很明白，他用了两个办法来应对这一困局。

一是在崇祯元年（1628）四月，果断启用刘鸿训为礼部尚书并入阁，使内阁有了很好的带头人。刘鸿训，字默承，山东长山人，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天启元年曾任少詹事，负责的是太子的事情，是个闲职。后因得罪了魏忠贤而丢官。

刘鸿训与阉党没有任何瓜葛，执行崇祯的命令就不像其余阁臣那样“肉头”，到任后数月间，一连气儿建议罢斥杨维垣、杨所修、阮大铖、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一帮想金蝉脱壳的阉党分子，令人心大快。可惜阉党分子仍有能量，于半年后便把这个刘鸿训撵下了台。

崇祯的第二手，是推翻《三朝要典》。这是明朝遇到的“两个凡是”问题。《三朝要典》虽是阉党炮制，但由天启帝钦定，有先帝的“御制序”，要推翻它，人们不免投鼠忌器。

但是让它摆在哪里不动，就是新政路上的一座大山，导致阉党不能尽罢、东林不能解放。

崇祯元年（1628）三月，新任兵部主事别如纶就谈到这一问题，认为应该删削。四月，翰林院侍读倪元璐又论此事，认为应该销毁。

倪元璐说，这实在是一部恶史，魏忠贤要借这“史”杀人，众宵小要借这“史”攀爬；有此“二借”，谈何公正？在史书中颠倒黑白，这就是魏阉遗迹，“逆党之遗迹一日不灭，则公正之愤千年不释！”这位当时的小知识分子的史观，相当之进步，他痛斥道：“以阉竖之权，屈役史臣之笔，亘古未闻！”（《崇祯长编》）

不仅是阉竖，任何强权加于史著的歪曲与粉饰，都无异于掩耳盗铃！你那么说，后代人真就那么信吗？

崇祯原先不想去触动他哥哥的问题，但看了倪元璐的奏疏，大为折服。当时内阁辅臣之一的来宗道，对这个奏疏有个票拟，说是“所请关系重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具奏”。这是想把问题“研究研究”，搁置下来。崇祯果断批示：“听朕独断行！”（《烈皇小识》）

这是他主意已经定了，要推翻《三朝要典》！这是意识形态大翻盘，有人马上如丧考妣，怕这个文件一失效，“三案”再翻过来，自己要受牵连。

经过廷臣之间的激烈辩论，崇祯认为火候到了，于五月初十日下诏：销毁内外所有《三朝要典》及书板，并强调：“自今而后，官方不以此书定臧否，人才不以此书定进退。”（《崇祯长编》）由此，为大规模清洗阉党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经过一年多的清理与反清理，到崇祯二年（1629）正月，崇祯决定要“定逆案”，也就是确定一个阉党的正式名单，分类分等级，拟出处理办法。第三波、也是最彻底的一次清理就此开始。

正月二十四日，崇祯召集内阁辅臣韩爌、李标、钱龙锡及吏部尚书王永光、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等，下达了定逆案的方针、原则和具体标准。特别要求“卿等数日内确定，不许中书（秘书）参预”，由阁臣按等级分列名单，刑部尚书附上相应的惩治条例。

但是这个临时组成的专案组，非常不得力。首先吏部尚书王永光本人就是个阉党，“素附党，仇东林，尤阴鸷”——不是个什么好鸟。

再有韩爌、钱龙锡等都是端厚谦和之人，“不愿广搜树怨”（《国榷》）。现今的一般史家也都认为，他们对朝中残存的阉党势力有所畏惧，企图和稀泥。

由于上述原因，第一次报上的名单仅有约50人。崇祯很不满意，要阁臣们广泛搜求，一个不能少，且要给予重处，起码是削籍处分。

韩爌等没法子，又报了一次，不过还是几十个人。崇祯这次发火了，直接说他们办事“不称旨”，当面批评道：“忠贤一人在内，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意思是说，假若只有这50多人，怎么能掀起那么大的浪来？崇祯又见内廷阉党一个也没涉及，便说：“其内臣同恶，亦当入之！”

阁臣立刻表示为难，说外廷不知内廷的事。

崇祯又火了：“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夏允彝《幸存录》）——你们是怕招怨吧？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内廷与外廷的关系，向来微妙。韩爌他们考虑的是，不能因此而与内廷结怨，否则会给以后的内阁带来无尽的麻烦。你崇祯皇帝撑死能执政多少年，内廷与外廷的关系却是需要长期维护的。他们几个不愿意搞扩大化，我以为倒还不是为了私利。他们考虑的是内阁制度的长远命运，考虑的是士大夫阶层相对于皇权的某种独立性，所以不愿意“整人”。

几天后，崇祯又召韩爌等阁臣，打开一个黄皮包袱，里面全是诸臣以前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红本”（奏疏）。崇祯说：“此皆结党实迹也，当一一按入之。”

韩爌等人知道崇祯真的是要撒大网了，只得随他去，但是坚决不担这个责任，说：“臣等职掌，唯司票拟。三尺法非所习也！”先秦时代以三尺竹简书写法律，故称“三尺法”。法律这玩意儿，你找司法界人士去吧。

崇祯也真是服了这帮人了，只好转而责成王永光，让他来干。但王永光哪里肯，推辞道：“吏部只谙考功法耳，不习刑名。”这个，我也干不了！

不久就有人弹劾王永光，说他过去“阴附阉党”，现在又“阴护持之”，他只得退出专案组。

崇祯气得没了脾气，把刑部尚书乔允升找来，叫他“据律定罪”。司法大僚，你总没得推了吧？

如此，又经过草拟第三、第四道名单。在崇祯的监督下，拾遗补缺，最后定下261人，罪分七等。文件名曰《钦定逆案》，于崇祯二年（1627）三月十九日，以谕旨形式向全国公布。

据《明史·阉党传》七等定罪的名单是：

一、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这两人犯的是“谋大逆”罪，判决仅为名义，因两人早死并已经“正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