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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京城盛传孙阁老已提兵逼近（第2页）

可怜东林党人自万历以来，承受了巨大压力，苦苦护持天启父子两代坐稳了皇位，最终却落得如此评价。

天启光骂了还不解恨，索性一勺烩了。说这三个人“大不敬，无人臣礼”，着令统统革职为民。

陈于廷、杨涟、左光斗接旨后并无抗辩，都黯然而去。事已至此，说又何宜？

杨涟、左光斗的不抵抗，大概在于寒心。“移宫案”之时，两人曾将生死置之度外，保住了这个小皇帝皇权的独立。如今时势变易，“功臣”没有用了，不仅要一脚踢开，还要恶语加以侮辱。

想不到东林要员这么快就清扫干净了，魏忠贤喜不自禁。余下最碍眼的，就是内阁首辅韩爌了。

顾秉谦、魏广微也早就嘀咕过几回：老韩这块石头，还是早搬开早好。

但是这位阁老与东林并无瓜葛，要拿下他，需要另谋他途。魏忠贤对此心中有数，他对王体乾和客氏等魏家班底授以秘计，大家纷纷到天启那里去吹风。

用不了几下子，天启就上道了，下诏说韩阁老票拟多失当，今后要集思广益；而其他阁员也不能没主意，要积极参预。

让其他阁员与首辅分权，是大明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体制改革”。分权固然符合“民主原则”，但这皮儿里边，也有各种各样的馅儿。

韩阁老一眼就看穿这“羊头狗肉”的把戏：不就是想撵我走吗！

他不党不私，没犯错误，根本就不买天启的账。一天也不等，立刻就上疏请辞，不仅不认错，话里话外还对天启一通挖苦。

他说：“臣以简陋之才，在内阁尸位素餐。譬如，整军应以营伍为先，而内操却屡演于宫禁之内，显是臣不能解皇上操劳之忧。又譬如，忠直之臣应该召回朝中，但廷杖却屡施于殿堂之下，显是臣不能解皇上雷霆之怒。臣无能，以至众官先后被黜，中旨径出，不由票拟，朝政大变。皇上意在整肃朝纲，内外却以为是兴起党祸，臣不能预先深思，临事又不能阻止，此为臣罪之大且著者。请罢臣官，再治臣罪，以作为辅臣渎职之戒。”

天启原也猜测韩爌可能会摔耙子，但没想到老家伙竟然敢嘻笑怒骂。于是下诏：要走你就走吧。

大明惯例，首辅辞官，皇帝要给予一系列的恩赏，加官荫子的一大串。但天启也耍开了牛脾气，除了可以乘坐驿车之外，啥也不给了。

中国的管理问题，没有啥别的问题，就一个问题：魏徵之才常有，唐太宗不常有。摊上天启这样的领导，你就是把古今谋略书翻烂了也没用。

韩爌秉政仅仅四个月，就这么一甩袖子走了。回家后不久，又被削籍，公职待遇全被剥夺。

魏忠贤终于报了当初一箭之仇。

至此，他还不肯罢手，对内阁最后的一个异己、老好人朱国桢也不放过。本来内阁票拟，执笔的只有首辅一人，天启在魏忠贤鼓动下，却下令分权。目的就在逼朱国桢，但就这样朱国桢也不在乎。

不在乎也不行，顾秉谦、魏广微又唆使人弹劾他。

朱国桢这才知道，不能再恋栈了，得赶紧走。他连辞三回，终于允了。因为他确实不是东林的人，又走得及时，所以什么恩赏都捞到了。他走后，魏忠贤对他有个评价：“这老头儿也是个邪人，但没做什么恶事，所以给他优待。”（《先拨志始》）

内阁里原来还有一个亲东林的何宗彦，已于年初病逝。这样，顾秉谦就自然替补为首辅。

此时是天启四年（1624）的十一月初，从六月初杨涟上疏起，双方酣战五个月，至此尘埃落定。外廷中，当路要津的东林党大臣一扫而空，一场不动刀兵的政变已告完成，魏忠贤的权势，已经从内廷伸展到外廷，牢牢控制了阁权。

连政府也姓魏啦。

大明朝的政治中枢，阉党的旗帜到处飘扬，“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

天地惨变，大地萧索。但见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宵小奸佞欢欣雀跃。

可是，就在此时，阉党的一场危机突然降临。这天，魏广微失魂落魄地跑到魏忠贤的私宅，密报：“督师辽东的孙承宗，提山海关兵数万，正驰往京师，声言要清君侧。孙阁老一到，公公，您可就立成齑粉啦！”（《三朝野记》）

啊？魏忠贤心一沉，脸都变白了。

风从何来？祸起何端？

这就要说到这个大名鼎鼎的孙承宗了。

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青年时就乐谈兵事，多智谋。在边境一带教书时，曾“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钱谦益《牧斋初学集》）。

凡奇才在年轻时必有异行。他和边塞上的豪杰、将士谈得高兴了，千金裘、五花马都拿来换酒喝了，大有太白之风！

万历三十二年（1604），这位雄才大略的读书郎中了进士，任翰林院的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也就是当了天启皇帝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