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把韩阁老尽快赶走?
魏忠贤一发话,魏广微、崔呈秀马上跑过来建言献策。
几个人商量了一通,敲定了方案,决定拿东林方面推举谢应祥为山西巡抚一事开刀,向东林党主动出击,以期扫倒一大片。
由此,“推举谢应祥”立刻酿成了一个事件。此事的原委,来自山西巡抚一职空缺,不少人都在四处行贿钻营。吏部尚书赵南星也有所耳闻,执意不肯给那些苟且之徒以机会,而是推选了稳重清廉的太常寺卿谢应祥。吏部负责文官选拔的文选司员外郎夏嘉遇等,对这个人选也极为赞同。
这谢应祥,曾在魏大中的家乡浙江嘉善当过县令,魏还应算是他的学生。他们的这层关系,被阉党抓住,想做一点儿文章了。
魏广微找到自己的亲戚、御史陈九畴,唆使他上疏弹劾,说干了以后魏公公那里能给好处。陈九畴也是个躁进之徒,有这样的进身之阶他岂能不上?
在陈九畴上疏之前,先由魏忠贤本人“预热”,在天启面前念小话,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欺负陛下“幼冲”,结党擅权。若不把他们驱逐,则无以明皇威、统摄天下。
天启最忌讳的就是人家说他是样子货。
经过魏忠贤一忽悠,天启越发觉得东林诸臣根本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心里自然有气。陈九畴的弹劾疏也就趁这个机会递了上去。他诬称谢应祥老迈昏庸,难当大任,是魏大中为了照顾老师,嘱托文选郎夏嘉遇出面推举的。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魏大中、夏嘉遇当然不服,上疏抗辩。双方打开了口水仗。
天启又感到头疼了,把双方的奏疏发到都察院、吏部,叫廷臣们开会讨论。讨论的结果,当然是断定陈九畴瞎掰,因为这个推举是赵南星所为,与魏大中、夏嘉遇有何干?魏、夏两人都是品德高于山、清如水的君子,陈九畴造谣也不选个贴边儿的对象!
院、部的意见,倒还实事求是,并没有搀杂什么党争情绪,主要是陈九畴的诬告太离谱了,谁来查也是这么回事。
但是天启不信。魏忠贤先前已给他灌了太多先入之见,下面越是实事求是,做皇上的越是疑心你们结党营私。从正常渠道递上来的报告,抵不上小人在耳边的几句悄悄话。一般当领导的,越低能,就越有这个毛病。
领导为什么愿意亲小人而远贤臣?为什么老是视肱股大臣为仇寇?为什么专以打击能臣、直臣为乐趣?这可真是千年谜团。这样的领导,说起来比例不多,但到处都能看见。其实他们和天启一样,是心智发育类似儿童的一类。
他们打击人才、猜忌下属的心理,跟小孩毁坏玩具是一个类型。
好好的东西就要毁坏,你能怎么着?我的东西,我有权!
十月十三日,天启又开始砸玩具了,对院、部的调查报告发了中旨。他痛斥魏大中“欺朕幼冲,把持会推”,把封疆大吏的职务作为向老师报恩的礼物,责备夏嘉遇和陈九畴互相攻击,不成体统。罚这三人各降三级,调外任。又谴责院、部大臣偏袒一方,是“朋谋结党,淆乱国是”,给了一顿重重的警告。
这顿乱砸,把阉党的陈九畴也捎上了。不过陈九畴心里有数,他这次“自杀式”的攻击见了效,立了大功,魏忠贤很快就会让他起复的。
魏大中、夏嘉遇二人,一个是吏科的头头(都给事中),一个是吏部文选司的头头(员外郎),都占据的是组织部门的要津,就这样被阉党永远撵开了。
天启的中旨,还责备了院、部(都察院和吏部)。按照惯例,院、部头头也须自请处分或辞职。如果老着脸皮不表态的话,会被人讥为“贪权恋栈”。于是,吏部赵南星上疏请辞,在都察院新上任不久的高攀龙也上疏自劾。
天启不留情面,也不经内阁票拟,发出中旨令两人罢官回籍。一个组织部长,俗称“太宰”,一个监察部长,俗称“总宪”,在明代是比一般阁臣位置还要高的顶级高官。一件不相干的事,就一日免去两大臣,在有明一代也是罕见。
内阁的韩爌、朱国祯大惊失色,觉得这玩笑开大了,急忙上疏论救,天启没答应,连平常高官回乡可以坐驿车的优待也不给。
天启在谕旨里,数次提到“植党”字样,显见得已经对垄断朝政四年的东林党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潜意识里,也许皇上在这样想:你们可能是没罪,但你们势力太大了,威望太高了。我不能容忍身边有这样一股异己的力量。
其实在他身边更近的地方,一个庞大的、可以控制他意志的阉党已经形成,他却丝毫不感到威胁。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看见的,只是小人物的谦卑,是朝夕相处的“和谐”——在我面前唯唯喏喏的人,怎么可能对我有威胁?
小人之胜,在于谄笑;君子之败,在于孤傲。
领导的这种素质,有文化上的遗传,根治不了。就是诸葛亮也管不住!
赵南星、高攀龙走了,意味着:“众正盈朝”的总设计师走了,东林党的精神领袖也走了。
阉党大获全胜,全伙弹冠相庆!
——皇帝真成了俺们的傀儡,跟东林党算总帐的日子也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