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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第3页）

一番话说得叶大佬默然。

他后来终于去说了情，天启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慰留。但是刘一璟的心凉透了，“坚卧不起”，连上十二道疏求去。魏忠贤的意思，是只要他走了就好，于是在批红时也做了一点让步。事情拖到天启二年的三月，刘一璟算是体面地致仕（即退休）了。

刘一璟的离职，后世有评价说，这是东林党与魏忠贤斗争的第一次惨重失败，对天启后期的政局影响甚大。

刘一璟是顾命大臣，威望极高，此次不过是魏阉方面几个小丑出手，就把他给撵走了，这无疑大长了魏忠贤的志气。过去，魏忠贤还不大敢挑战内阁，现在，他已开始酝酿：下一步要全面控制内阁了。

当然，阉党也并非一帆风顺。沈潅作为阁臣，被刑部尚书王纪点名责骂，老脸丢尽，他马上就进行报复，把王纪牵进辽东经略熊廷弼冤案中，导致王纪被削籍为民。

这样为非作歹，朝议对他就愈加不利。

叶向高此时也认识到刘一璟是个君子，霍维华说的那些都毫无根据，于是想为刘一璟出一口气，他很巧妙地对天启说：沈潅与王纪互相攻击，均失大臣体，如今只斥逐王纪，如何向公论交代？

首辅有了这样的说法，就意味着：沈潅的板凳也坐不稳了。另有阁老朱国祚也以此理由求去，认为自己不能与沈潅这样的家伙做同僚。人际关系搞得这样僵，沈潅只好求去。在刘一璟走后，他也离开了。

沈潅回到家乡湖州后，过了一年就死了。他这是走得好，也死得好，毕竟活着的时候还保住了体面，没有等到被崇祯皇帝上台后追究。

就在刘一璟离去的同时，东林党的另一员大将、吏部尚书周嘉谟也被阉党逼走。

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是那个小角色——兵科给事中霍维华。

这个霍维华，是北直隶东光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进士，曾任金坛、吴江县令。应该说，他在当吴江县令的时候，还是个挺有良心的好官。他发觉地方上的徭役有轻有重，富户与穷人苦乐不均，便率手下对各乡地亩逐一清查，编造图册，防止隐瞒或遗漏徭役，并除掉了酷吏，以减轻百姓赋税负担。

变化是从泰昌元年开始的。霍维华有个内弟叫陆荩臣，在宫里当宦官。通过陆的引荐，他认识了魏忠贤。此后，这个原模范县长就以一个恶徒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了。

当年魏忠贤与王体乾达成交易，要干掉王安。这中间需要走一个程序，即外廷要有一个人出面弹劾王安，魏忠贤他们再通过矫诏或进谗言的办法，把王安贬黜。

王安是一位老资格太监，在外廷要找一个人来参他，很难。几乎没有人愿意出头。

恰在此时，陆荩臣听到消息，就来鼓动霍维华下水。

霍维华权衡了利弊，两眼一闭，跳了下去。因此王安的死，与他也有关。东林党人对他既恨又蔑视。霍维华在外廷无路可走，只能更加死命的靠住魏忠贤。

吏部的人对他不屑，把他给外放，调任陕西佥事。这一调动很技巧，也可以说是整他，也可以说是正常调动。

霍维华当然只有一种看法，他毫不含糊地认为，这是东林的阁臣刘一璟和吏部尚书周嘉谟在搞他。

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周嘉谟确实是个容不得小人的组织干部。他和杨涟一样，也是泰昌、天启两代皇帝的保护神，在两次危机中立过大功。泰昌以来，他大量起复在万历年间因“争国本”而被罢官的正直人士，一面对三党分子施加压力，把他们大部分逼走。

至于拿开霍维华，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不认为霍维华算个什么东西。

但是，这一动，却激怒了魏忠贤。那时外廷里肯不要脸依附魏忠贤的人，很少，霍是“首义之士”。如果调到了陕西，等于断了魏忠贤在外廷的一条线。

这不是打狗欺主么？魏忠贤决定反弹。

于是他“阴嘱给事中孙杰，纠弹嘉谟朋比辅臣，受刘一璟指使，谋为王安复仇”。同时还弹劾周嘉谟举荐辽东巡抚袁应泰、监军佥事佟卜年失察，导致辽阳失陷。那一时期对后金作战失利，跟袁应泰指挥无方有关，袁本人也战死沙场。但是任用袁应泰的，是前首辅方从哲，跟周嘉谟没有什么关系。

这两条都是诬陷。但是天启并未申斥孙杰的胡言乱语。这就意味着，皇上认为事出有因。周嘉谟感到名誉受到损害，只能提出辞呈。

魏忠贤还是那一招，矫诏。同意你的请求，走人吧您！

就这样，一个堂堂部院大吏，竟不能自保。天启元年十二月，一手创建了“众正盈朝”局面的周嘉谟，很窝囊地走了。

三党的“失地”，由魏忠贤来收复。小人们的额头开始放光了——他们看到了一颗大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