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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林党可不是好对付的

魏忠贤在内廷和后宫横行霸道，所遇到的抵抗很微弱。王安虽有威望，但为人性格疏阔，心肠软，太低调，不似老辣的政治人物，被魏施以诡计轻松干掉。后宫的娘娘们更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无法招架客、魏这一对恶狼。

但是想要专权，仅仅摆平了宫里边还不够，因为明朝的中枢行政实行的是二元制，皇帝和司礼监掌握一部分，另有一多半的政务，是掌握在外廷大臣手里的。就政务的透明度和“民主化”来说，明朝要远超过以前各代。因此，魏忠贤必须在外廷也要打开局面。

说到泰昌和天启初年的外廷局面，可以说是最不利于魏忠贤这样的“大珰”胡闹的了。因为那时候，有个势力庞大的“东林党”。

东林党，这个名字很响亮，与“正人君子”几乎是同义词。

在这个名头下，聚集着一批赫赫有名的正直廷臣，比如顾宪成、高攀龙、叶向高、刘一璟、韩爌、周嘉谟、周朝瑞、杨涟、左光斗等。这样的正直之士，只要朝中有一两个，就够魏忠贤喝一壶的了，何况在天启之初，他们盘踞了各路要津，深受泰昌、天启两代皇帝信任，势力正盛。

东林党，巍然挺立。看魏忠贤挟起的滔天浊浪，如何能击垮这正义的大堤！

老奸巨猾的阉竖，也遇到头疼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们先略回顾一下东林党的来历。

“东林党”并不是这个政治集团的自称，最初，是他们的政敌叫开的。东林党人当然不能接受这一蔑称，反讥对方为“邪党”。但是这一政治集团总要有个名称，后来的人们习惯了，也就以“东林党”名之，渐渐地，最初的丑化意义已经消失了。

东林党的得名，源远流长。追溯到最早，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与顾宪成有关。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无锡泾里（今无锡县张泾）人。他家境穷苦，老爹是开豆腐店的，但他人穷志不短，从小以学为乐，万历八年（1580）考取进士。入仕途之后，从户部主事做起，后任吏部文选司郎中。这是个主管官吏迁升、改调的司局级位置。

顾宪成素来直言敢谏，不阿权贵。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有病不起，举国都设醮坛为之祈祷，官员们都要掏钱。顾宪成独不赞成。别人怕他得罪当道，替他出了钱，把他的名字写在祈祷词章后面，他得知后，飞马赶去，亲手抹掉自己的名字，以示绝不趋炎附势。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因为上疏为常洛争太子名分，以及推荐的入阁候选人名单不合上意，触怒了万历皇帝，被削职，回了无锡老家。

罢官之后，他致力于研究学问，四处讲学，反而步入了人生最辉煌的阶段。

万历后期，朝政败坏到不成样子。那时丧心病狂者多，心灰意冷者多、醉生梦死者多。顾宪成却傲立浊世，一反王阳明的“无善无恶乃心之体”说，直面人世，不当驼鸟，力求挽救危局。

他有一句话流传后世，足以振聋发聩——

“即使天下有一分可为，亦不肯放手！”

其时，“宪成既废，名益高”，慕名前来就教的人极多。他不论贵贱，一视同仁，以至于小小的泾里镇上，连祠堂、客栈和周围邻居家都住满了求学者。如此，住宿处还是供不应求，顾宪成就与兄弟就在自家宅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夫人朱氏则给学生们烧饭做菜，学生来此，如归家中。甚至一些素有才名的学者，也争相前来求教。

顾宪成讲学的足迹，遍及苏州、常州、宜兴。还常与吴中名人聚会于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讲学议政，指点江山。

在顾宪成的经营下，讲学活动渐成规模。他此时感到有必要设置一个讲学大本营，进而对全社会产生影响。大本营的选址是现成的，无锡县城东门外有一所旧时的东林书院，是宋代学者杨时的讲学之地，可以利用。但房舍因年久失修，多有坍塌。顾宪成与其弟允成遂倡议修复书院。

他们的主张，得到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十一日，重建工程开始，至九月九日告竣，共用银1200多两。首倡顾宪成捐银最多，官员和缙绅也多有捐助。

当年十月，顾宪成与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即所谓“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成立了最初的学术团体。来此讲学者，多为失意的中下级官员，因是官场过来人，对时弊也就看得更为透彻。他们崇尚“实学”，锋芒毕露，所虑皆天下家国事。

书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则成为万古绝对——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将分散的游学变为组织化的讲学。书院广招学员，不分尊卑、不限地域、无论长少、学费全免。讲学内容以儒家经史为主，兼及自然科学知识与应用管理学。讲学的形式也不拘一格，演讲中间还穿插诗词朗诵。主讲者随时回答学生的提问，有时还开展集体讨论——这已经具有现代学院的气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