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直言不屑攀附权门,又被受轻视的感觉所折磨
1921年新年前后,劝驾的函电,像旋风一样,向蒋介石刮来。
但是,蒋介石的感觉,并不好。党中领袖、故旧友朋如此函电交驰,劝他赶赴沙场,是真的高看自己?
蒋介石不这么认为。
有一件事,蒋介石耿耿于怀。
去年新年后,孙中山、张静江、胡汉民、陈炯明等也曾经一再敦促蒋介石离沪南下,蒋介石不得已,决定从命。为此,他去拜访也住在上海的汪精卫。
“这些年,季新兄游历海外,更增学问,还请季新兄对中正多多指教。”蒋介石谦虚地说。
汪精卫虚文应酬道:“岂敢!这个世道,像我这样的人,现在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在想,不如本我所学,干一些切实改良风气事业的工作来得有益。”[1]
“哪里,本党离不开季新兄这样的人才。”蒋介石敷衍着。
恰好,胡汉民、廖仲恺也到了汪精卫寓所,蒋介石便向几个人谈到陈炯明、朱执信等电召他的情形。
“祝贺!祝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纷纷说,“看来,非介石出山,则军事无望啊!”
蒋介石“殊感不快”,觉得这几位党中大佬,讥他蒋介石名不副实,他感叹自己“资格犹浅,为人所诧异。”[2]
言犹在耳,这些人,怎么可能觉得他蒋介石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呢?无非将自己视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马前卒罢了!
还有,廖仲恺信中的不逊之词、戴季陶造访时的声色俱厉,都让蒋介石心里很不是滋味。
所以,蒋介石不想就这样轻易答应赴粤,但是对此也不能置之不理。
于是,蒋介石于1月4日给胡汉民、廖仲恺回信:
……弟之对党对友,不敢存一分偷安之心,亦不敢作丝毫矜张之气,而对于爱我诸公,更不愿有些敷衍客气之意,以自暴自弃。即对仲兄(廖仲恺——引者注)之函,时形不逊之词,殆亦自居挚友,率性直书,无所隐饰,不敢效世俗轻浮之状,以自负良知。……弟对粤事,终抱怀疑不安之态,……今日竟存(陈炯明——引者注)对先生(孙中山——引者注),如当二人看待,则将来一场无结果,可以断言也。……
第二天,蒋介石又给戴季陶写了封信
……日前一剧开场之初(指12月25日因戴季陶迫蒋介石赴粤引发争吵之事——引者注),实以兄(戴季陶——引者注)声色俱厉,不容我置喙余地,态予人难堪。兄固爱我,凡有劝解,无不顺从。然弟索性急躁,平时对人太欠恭敬,而对兄则十分忍耐,故于吃亏受气之余,不知不觉之间,酝酿之久,是以爆发于今兹患难相共甘苦共尝之日。事后思之,自愧更又自笑。为人不自爱惜,暴弃傲慢,一至于此,有何面目以对良师益友耶。兹引曾涤生(曾国藩——引者注)诫其弟……家书一节,以为我二人取照宝鉴,则往后之交谊,益加深挚,未始非因此而玉成也。
……1月10日,蒋介石接到张静江1月7日所写信函,告诉蒋介石两件事:一是孙先生来电,促他赴粤;二是替他代认恒泰股份,同时还劝他和戴季陶主动和解。
蒋介石回函:
……日来闲居,常以弄墨自娱……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季陶为我益友,而公则为我良师也。……季陶爱我而不知我之短处,且感情用事,责人太苛……只知骂人,而不恤人之困难。……孙先生七日来电,促我速行,……祈吾公代复一电,措辞宜圆,不致有伤感情耳。
其他人的敦请,蒋介石可以拒绝,但是,孙先生亲自电促,他置之不理,于心不安。或许是担心伤了与孙先生的感情,1月10日这天,他埋头起草了一份《军事意见书》,提出了对时局、对于军事准备、对于北方出兵准备等共九个方面,邮呈孙中山。又对粤中老资格的党人古应芬5日来函,写了回信,告诉他自己拟于两星期之内启程赴粤,并请古应芬将此函转请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一阅。
1月11日,蒋介石又接到孙中山来电
转介石兄鉴:援桂(即讨伐桂系军阀——引者注)克日出师,请兄(蒋介石——引者注)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为幸。盼复。孙文。
蒋介石不相信陈炯明会带粤军出粤,所以他决定还是不能答应孙先生马上赴粤,遂于次日回电:
……今莅粤五旬,未闻发一动员令,中(蒋介石——引者注)是以有待。如果出师期定,当不俟召前来效力也。中正叩。
随后的几天里,蒋介石又陆陆续续接到戴季陶、邵元冲、杨庶堪、胡汉民、陈炯明等人的函电。
戴季陶在信中说:
介石我兄惠鉴:尊书敬悉。是日弟不自知何所开罪于兄,惟自信对兄为一腔热诚,即劝兄赴粤,虽属为公,亦有一半系为兄个人打算,无故而逢兄之盛怒……兄之自我之强,有不可当者,然而杯酒失意,辄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此处世,深虞召祸;即不能,亦足碍事业之成功。……至于遇事忍耐沉静,以中正和平自持一层,即兄居家亦宜如是,对于家人、雇仆、同乡、戚友,更不宜动辄任性使气,有不如意,则骂詈随之……静江与弟皆认为忠厚和平为先生(孙中山——引者注)唯一优点,……甚愿与兄共勉学之耳。……
杨庶堪在信中说:
……中山先生政治兴趣未衰,……尤欲持以勉兄共襄其业,且见兄之重要过于一般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