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八章 依法治国 修订唐律（第1页）

第八章依法治国修订唐律

李渊起兵晋阳时，为了争取群众，“即布宽大之令”，攻入长安后，曾约法为十二条。武德元年，鉴于隋炀帝的烦法酷刑的严重后果，宣布废除隋《大业律令》;同时由裴寂、刘文静等人依照隋《开皇律》，重新修订法律。唐高祖李渊下令删改律令的原则，说：“本设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为隐语，宜改刊定，务使易知。”不久，制定了新格五十三条，原则是“务在宽简，取便于时”。及至武德七年，正式颁行新律令，即《武德律》。唐高祖以宽简易知作为损益《开皇律》的指导思想，是受到隋末农民战争的震撼而要笼络人心的做法。

唐太宗即位后，力图完善《武德律》，指示群臣讨论致治与立法的原则。当时，出现了宽严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有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徵以为不可。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主张威刑严法作为立法之本的是封德彝，而主张慎刑宽法作为制法依据的则是唐太宗的智囊魏徵。这场争论的实质，涉及唐初立国政策与立法原则的分歧。

经过辩论，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以所谓“王政”来代替隋末暴政，进一步发展了李渊的宽仁思想。反映在立法思想上的变化是“仁本，刑末”的主张，形成了宽仁立法的思想依据。用魏徵的话来说，叫作：“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贞观三年，唐太宗在诏令中说：“泣辜慎罚，前王所重”，就是指此而言。

唐初这种宽仁慎刑思想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有学者认为：“始太宗因魏徵一言，遂以宽仁制为出治之本。其不欲以法禁胜德化之意，暾然与哀矜慎恤者同符。”把慎刑美化为封建统治者的仁慈恩赐，显然是不对的。其实，由于唐初统治者亲身经历了隋末暴政所造成的“百姓怨嗟，天下大溃”的局面，一方面对农民战争深深戒惧；另一方面认真总结隋亡的经验教训，因而提出了“宽仁”的主张。

隋朝的灭亡根源于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陡然地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起义。其中，统治者严重破坏成文法，对人民滥用刑罚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贞观年间，某些政治家与思想家都对隋炀帝酷法而亡作了探讨。魏徵在其主编的《隋书》中，总结了隋炀帝“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的教训。傅奕也有类似看法：“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他还联系秦律的繁酷弊病，作为《唐律》制律的借鉴，指出“此失于烦，不可不监”。唐太宗在与大臣论治过程中，也以秦二世酷法亡国引以为戒：“秦乃恣其奢**，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而秦二世而亡与隋二世而亡十分相似。贞观君臣关于酷法亡国的立论，虽不免失于偏颇，但从中可以窥见他们对秦、隋二世而亡的惊惧心理，“而于刑法尤慎”，就是他们惊惧二世而亡的心理的真实写照。

确立了慎刑的指导思想以后，就着手进行律令的修订。早在贞观元年正月，唐太宗就任命长孙无忌，房玄龄和一批“学士法官”，本着“意在宽平”的精神厘改法律。经过十年努力，勒成一代之典，于贞观十一年正月诏颁全国，《唐律》即《贞观律》正式问世了。它是以隋《开皇律》作为蓝本的，是《武德律》的进一步完善。由于它较为严密，又为兹后五代、宋，元，明、清制定律典的依据。

唐高宗永徽初年，由长孙无忌领衔，对《唐律》加以注疏，永徽四年编成《唐律疏议》一书。《唐律疏议》不是单纯的释文，有补充“唐律之所，未备者。”《唐律》与《唐律疏议》的颁行，是我国封建法制史的一件大事，它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奠定了我国封建刑法的规范。

唐太宗还修订了一系列的法令，有令、格、式三种类型，同律相辅而行：“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规物程事。”凡是违反了令、格，式的，都被视为违法，一断以律。可惜，令、格、式多数散逸。近代虽在敦煌石室发现《水部式》与《唐职官令》，然皆残缺不全。唯《唐律疏议》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其中也保存了一部分令、格、式条文。因此，《唐律》及其《疏议》是综合性的大法。

《唐律》是在唐太宗主持下制定的，是一份宝贵的法学遗产。就其立法准则来说，具有往代少见的完善性能。贞观立法注重划一性。唐太宗曾面对群臣，赞扬制法“划一”的萧何，作为他们效法的榜样。魏徵则强调法律是“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指出了立法划一的必要性。法令若不划一，律文互出，容易造成司法漏洞，正如唐高祖所说的：“执法之官，缘此舞弄”。唐太宗也说：“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就是说法吏上下其手，易生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之弊。据此，唐太宗告诫立法者：“宜令审细，毋使互文。”立法的划一性是保证量刑的准确性的前提，可以避免失入失出与畸轻畸重的断案，利于采取罪刑法定形式。故《唐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断罪引律令"反映了唐太宗以刑律的划一性制约法司断案从中舞弊的可能。

贞观立法强调稳定性。唐太宗指出：“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法不稳定，律文多变，易生繁文，导致严刑。同时也使人心多惑，无所适从。多变与少变、不稳与稳定，都是互相比较而言，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必以少变或不变作为前提。唐太宗要求立法者审慎而行，不可轻立，既立之后，“必须审定，以为永式。”事实证明，唐太宗确立的这个立法准则是认真付诸实施的：“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改。”唐太宗深知，相对的稳定立法，并非一成不变，对某些不合时宜的条文，必须顺应时势作适当的修改，但应按照严格的修改律文手续。

《唐律》卷十四《户婚》指出：“诸称律令式，不便于事者，皆须申尚书省议定，奏闻；若不申议，辄奏改行者，徒二年。”《唐律疏议》对此所作的解释是：召集七品以上的京官，集体讨论议决，然后上奏裁定。这就是说，修改律令权归尚书省，批准律令权归皇帝，互相掣肘，缺一不可，《唐律》规定将修改权与批准权分立，目的也是保持立法的稳定性。

唐初立法注意简约性。唐太宗于贞观元年下达“用法务在宽简”的指示，贞观十年又发出“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的旨意。立法官员深体上意，斟酌前代法典利弊，所谓“酌前王之令典，探往代之嘉猷”，务在“革弊蠲苛”“刑清化洽”。

问世后的《唐律》，远较往代刑律简约，以死刑条目为例，“比古死刑，殆减其半”;也比号称宽简的《开皇律》减斩刑为流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七十一条，还废除了鞭背酷刑与断趾等肉刑。所谓“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绝非无据。

唐代法律还有以“格”为称谓的一种形式，法学家也本着“除烦去弊，便于人者”的精神，从二千余条的繁文中简择为七百条。可以说，贞观立法是当时最为简约的条文，它有利于健全司法。因为唐太宗简约法令，意在防止“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而导致法出多门的弊病。

上述几点说明，贞观立法，特别是刑法较为完善。对此，封建法学家早有定评：“《唐律》集众律之大成，又经诸名流裁酌损益，审慎周详，而后成书，绝无偏倚踏驳之弊。”所谓“审慎周详”，当然有健全的含义。

立法是法律的制定，司法是法律的贯彻。唐太宗不仅确立了较为健全的立法准则，而且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以保证贞观律令的执行。

尊重司法机关执法的相对权力。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最高的立法权与司法权都集中于帝王。皇帝口含天宪，旨意就是法律，随意践踏国法，任凭喜怒行刑，这是毫不奇怪的。唐太宗作为封建帝王，也往往把自己的意愿凌驾于国法之上。但是，他毕竟和那些专横无道的君主不同，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因此，他较为尊重司法机关执法的相对权力，不以自己的“言”来妨碍“法”的实施，从而使司法机关具有执法的相对权力。

唐初司法机关继承汉晋以来的传统，对诉讼程序实行由县，州、中央的三级三审制。即由县而州，由州而中央，不可越级，层层制约。中央的大理寺是全国的最高法院，审判来自各地的疑难、死刑以及京官的犯法案件。县州地方的法司职权有限，如对死刑，虽有权判处，而无权批准。只有报经大理寺复审核准，由中书省或刑部上奏，被皇帝批准后方能执行。大理寺不仅有审批权，而且还有否决权，有权驳回审判不当的案件。它的职责是重大的，它的人选是严肃的。而运用大理寺攸关人命的大权正当与否，在于大理寺卿的人选是否妥当。唐太宗从慎刑原则出发，确立了“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的标准。

贞观元年，唐太宗任命公直的戴胄为大理寺少卿。其时，朝廷选用士人，个别士人为了金榜题名，不免弄虚作假，“诈伪资荫”。唐太宗有鉴于此，下了一道“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的敕令。应选的柳雄隐瞒了伪造的资历，事后查获，案归大理寺判决，“明习律令”的戴胄据法断为流刑，于是引起了他与唐太宗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

唐太宗质问戴胄说：朕已下过不自首则处死刑的敕令，你戴胄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断为流刑，“是示天下以不信”吗?

戴胄反驳说，陛下尽管有至高无上的生杀大权，但是案件既然交付法司审理，法司要忠于法律，“臣不敢亏法”。言外之意是皇帝不应干预法司判决，他判决冒资土人为流刑是有法可依的。

事实也是这样，当时《唐律》尚未颁布，依据《武德律》的诈伪律条文来量刑，只能判处徒刑，加判流刑已是顾及唐太宗的敕令，但断无判处死刑的道理。“不首者罪至于死”，显然是唐太宗盛怒之下的旨意，不符合成文法的规定。

唐太宗虽然感到戴胄说得有理，但皇帝的万乘之尊的架子一时难以放下，就搬出“君言要立信”来要挟戴胄，说这样一来却使他“失信”于天下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