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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民之举（第1页）

爱民之举

唐太宗不仅规定了以“静”为特征的施政方针，而且采取具体措施加以落实。唐初，在政治上经济上努力创造各种条件，以便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为封建国家提供富裕的财源。具体地说，重农政策包括以下几点。

要使百姓“安静”，首先要有田可种。经历隋末丧乱，州县萧条，人口稀少，大量空荒地的存在是唐初实行均田制的前提。武德七年四月，唐高祖颁布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这种计口授田的土地分配法，是在唐初地广人稀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也是继承北魏、隋朝的均田制而稍加损益。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豪强对土地的垄断。

但是，武德七、八、九年间，皇室内争激烈，均田令并未认真贯彻。唐太宗即位后，才开始切实地推行。贞观初，长孙顺德为泽州刺史，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绐贫户。”贞观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因暴雨成灾，唐太宗“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河南，洛阳遭水户。”这些例子说明，当时确实分配过土地，而分配原则无疑是均田令。

当然，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所谓“均天下之田”是根本不可能的。诚如元代马端临所说：“似所种者皆荒闲无主之田广，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所以，在空荒地较少的地区即“狭乡”，农民群众往往得不到法定的百亩。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灵口，村落倡侧，向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对于受田不足的情况，深感忧虑。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唐太宗极力鼓励农民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地区即“宽乡”，以便给足田数。贞观元年，“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当时，陕州刺史崔善为上表反对说：关中地狭户殷，丁男全充府兵，如果任令迁移，都到关外去，关中空虚，很不方便。

唐太宗一听，出于军事上考虑，便停止议迁移事。其实，这里议的仅仅是府兵。至于一般农户特别是饥民，还是鼓励他们从狭乡迁往宽乡的。贞观元年，关内旱灾，粮食歉收，组织饥民到关外“分房就食”。贞观二年，唐太宗提出：“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并令考司录为功最”。希望地方官“善相劝勉”。所谓“客口”，就是迁居客地附籍的客户。其中有灾民，流民，也有部分自耕农，他们迁居的地方主要是宽乡。

贞观十一年，新颁布的《唐律》规定，宽乡占田逾限不作违反律令论处，移民垦荒可以得到减免租税的优待。据后来编纂的《唐律疏议》卷十三解释：“若占于宽闲之处不坐。谓计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如果“人居狭乡，乐迁就宽乡”的，可以免除赋役负担：“去本居千里外，复三年。五百里外，复二年。三百里外，复一年之类。”官员不按赋役令执行，要受“徒二年”的刑律处分，这些清楚地反映了唐初统治者鼓励农民移居宽乡垦荒的意志。

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巡视灵口后，“诏雍州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由上可见，推行均田制的重点在于宽乡占田，奖励垦荒。

唐初赋役称为租庸调法，它初定于武德二年二月，修订于武德七年四月。受田户每年纳粟二石，叫作租。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用绢代役，一天折绢三尺，二十天共计六丈，叫作庸。纳绢二丈，另加丝绵三两；或者纳麻布二丈五尺，另加麻三斤，叫作调。由于经受隋末农民战争的打击，唐初比隋代放宽了直接生产者徭役折色的年龄，严格了服庸时间的计算方法。唐太宗即位以后，基本上照章办理，对租庸调法没有作过重大的更改或调整。

通常都说唐太宗“轻徭薄赋”，其实对此应当作具体分析。综观“贞观之治”二十三年，只有一次正式颁诏减免全国赋役。那还是在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即位之时，诏“免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二岁租，给复天下一年。”

此后，有关减免租赋的记载都是局部地区的，或者是临时的救灾，或者是特殊的赏赐。据统计，共有十二次，兹录如下：贞观元年夏，山东诸州大旱，免当年赋租。四年十月，陇、岐二州给复一年。十一年正月，免雍州当年租赋，同年三月，免洛州租调一年。

十二年二月，免朝邑当年租赋。十三年正月，免三原县租赋一年。十四年正月，免雍州长安县延康里当年租赋。十五年四月，免洛州租一年，迁户故给复者加给一年。十七年三月，给复齐州一年。二十年正月，赦并州，起义时编户给复三年，后附者一年。二十二年二月，慰劳京城父老，蠲免当年半租，畿县三分之一；同年三月，给复宜君县人白玉华宫苑中迁者三年。

如果跟隋初“给复”“免赋”记载相比较，可谓少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新王朝推行“轻徭薄赋”政策，除了与阶级斗争形势有关外，还取决于拥有社会财富的丰裕程度。隋初因“承平日久”而“库藏皆满”;而唐初“武德以后，国家仓库犹虚”。没有丰裕的物质条件，也就无法奢谈什么薄赋于民。

“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滥征民力，反对劳役无时。唐初统治者亲眼目睹隋亡的全过程：“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结果是“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鉴于此，唐太宗十分强调去奢省费，躬行节俭。

例如，贞观元年，他想营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但一想到秦亡的教训，就不再兴建了。贞观二年八月，群臣再三建议营造一座高燥的台阁，以改善“宫中卑湿”的条件，但是唐太宗坚决不允许。

贞观四年，又对大臣们说：“祟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既然农民群众减少了“劳弊之事”的负担，也就意味着他们用于自己土地上的劳动时间相对地增多，势必提高生产积极性。

至于限制役使民工，唐太宗还运用《唐律》，从刑法上加以约束。《唐律疏议》卷十六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唐律》对违令者予以刑事处分，显然意在防止滥用人力。

为了劝课农桑，唐太宗恢复了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特地颁布《藉田诏》，预作准备。施行之日，盛况空前。据《旧唐书·礼仪志》载：“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未耜，藉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天子亲耕藉田原是古代仪式而已，不足为奇。自东晋以后，由于中原分裂，战争纷纭，加上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不同，连藉田仪式也被废弃了。唐太宗鉴于前代不重农事的教训，采取“躬御耒耜”的举措，而且收到了“观者骇跃”的效果，显然具有提倡举国上下尽力农耕的含义与作用。

唐太宗还采取抑怠惰的做法，鼓励人尽其力，地尽其利。贞观初，某些地方官吏深体太宗旨意，曾于任内予以贯彻。如“洛阳因隋末丧乱，人多浮伪”，洛州都督窦轨“并遣务农，各令属县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结果收到了效果。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大臣说：“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前一句话，无疑是空想；而后一句话，则表达了奖励农耕的思想。

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巡视，劝课农桑。贞观四年，他跟诸州考使谈了一番“劝农”的道理，颇为生动。首先，强调“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接着，说他自己在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感到很疲乏。“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一个帝王能体会到农民的“辛苦”，这正是唐太宗的开明之处。因此，他要求诸位使者到州县时，“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当然，劝课农桑的关键在于不违农时。唐太宗从农本思想出发，十分强调“农时甚要，不可暂失。”例如，贞观五年，曾发生过举行礼仪与农时冲突的事件。当时礼部官员援引阴阳家择用吉日的建议说；“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唐太宗宁愿屈礼而贵农，说：“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今改用十月。”皇太子的冠礼是国之大事，唐太宗不顾阴阳家的说教，将日期改为秋后农闲的十月，足见他对不失农时的重视。

再如，唐太宗喜欢狩猎活动，以示不忘武备。为了不妨碍农时，尽量选择农闲时间进行。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年间他有过七次田猎，都是选在当年的十、十一、十二月。

唐太宗还运用法律手段来保证这项措施的贯彻。《唐律》有《非法兴造》条文，指出“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疏议》解释：“非法兴造，谓法令无文。虽则有文，非时兴造亦是。若作池亭宾馆之属及杂徭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使十庸以上，坐赃论。”里，所谓“非时兴造”，就是农忙动工，违反农时，故被视为“非法”，体现了唐太宗“不夺农时”的与民休息思想。

以藏粮备为宗旨的仓储制度，古已有之。隋帝开皇年间尤其盛行。唐承隋制，唐太宗对此又作了新的改进。

贞观二年春，尚书左丞戴胄援引《礼经》上的古训，联系隋末唐初的现状说：“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岁租米，不实仓廪。随即出给，才供当年，若遇凶灾，将何赈恤?"于是，他根据隋文帝办社仓的经验，提出建议：每年秋熟时，计算田亩，抽取一定数量的粮食，“各纳所在，为立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谨，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唐太宗认为此议是利人之事，就交由户部制定条例。同年四月，“初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唐太宗的诏文说：亩税二升，粟，麦、粳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焉。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子，则至秋而偿。

可见，所谓“亩税二升”，实质上是一种土地税。义仓是官办的机构，征收土地税当然是强制性的。不过，唐太宗声明说：“既为百姓，先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由地方官员“举掌”的义仓，取之于民，用之用民，目的在于救灾渡荒。至于后来义仓成为官吏“横生赋敛”的途径，显然不是唐太宗的本意。

唐初，仓储种类颇多。有些是沿袭前代的，如京师有太仓，诸州县各有社仓。武德元年九月，诏“置常平监官，以均天下之货。”武德五年十二月，又废常平监官。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唐太宗下令在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并置常平仓，规定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这样，仓储制度更加完备了。

由于贞观时期水旱频繁，自然灾害严重，储粮救灾也就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据《册府元龟》卷一○五《惠民》部等记载，唐太宗非常重视救灾工作，经常派遣重臣前往各地“慰抚”，开仓赈贷。其在位二十几年中，除了贞观五年、六年、十三年、十四年及十六年外，其他十八个年头每年都有“赈恤”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