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建立唐王朝晋阳兵变
李渊作为一个关陇军事贵族的后裔,在隋王朝的政治地位与他拥有无上尊荣的先世相比,是明显下降了。李渊跟隋炀帝是亲戚,除了君臣关系外,又多了一层血缘关系。李渊一家基本上是忠于隋杨政权的,隋炀帝对李渊也是基本上信任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李渊父子可以通过建立军功这条道路,来达到提高自己地位的愿望,而这条道路对他们来说也是现实的。在全国反隋斗争爆发之初,隋炀帝一再委李渊以重任,而李渊父子基本上采取忠于隋杨政权的立场和态度。李渊出任太原留守后,策划了对历山飞农民起义的镇压,然而就全国范围来看,各地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茶,也有地方贵族、豪强势力趁机起兵占据州县,割据一方。
其实李渊的反隋之心也非自一日始。《旧唐书·宇文士及传》中载,唐朝建立后,宇文士及前来投唐,并与李渊谈及往事说:“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当时,李渊笑对裴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宇文士及降唐是在武德二年二月。
据此推算,李渊与宇文士及密论时事大概在大业九年上半年。据《资治通鉴》中记载,大业九年正月,“诏征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为骁果,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这时,李渊任卫尉少卿,督运于怀远镇,途经涿郡,才与宇文士及有这次密谈。
据史籍记载,李渊与裴寂等人在太原所“言天下事”,都是起兵反隋之事,李渊在涿郡与士及所论时事,自然也是指反隋之事。李渊既然敢同宇文士及论及这种大事,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事实也是如此,当李渊为殿内少监时,宇文士及为奉御,并与李渊“相互引重”。
李渊与宇文士及这次“密论时事”,也许与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反隋有关。杨玄感于大业九年六月起兵于黎阳,许多贵族官僚子弟都依附于杨玄感而参加起兵,可见当时在上层分子中,反隋的思想是较为普遍的。也许李渊、宇文士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论及天下大事的。但杨玄感的起兵很快被镇压下去,李渊只好把反隋的心事压下来。
比如,当李渊受命为弘化郡留守,握有关右十三郡重兵,他的妻兄也曾劝他,杨玄感起兵时“可乘其便”反隋。但李渊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便以“无为祸始,何言之妄也”为由,加以推托。由此可见,李渊的反隋思想显露于大业九年,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李渊同隋炀帝潜在矛盾的加深,到了大业十一二年时,他的反隋思想进一步明朗化,并最终成为晋阳起兵的思想动因。
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李渊十分注意网罗人才。他指示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建成、世民则倾尽财力,礼贤下士,只要有一技可用之人,无论出身皆养于门中,所以众人归心。当时,地主阶级中一些有政治眼光的人,已经认识到了隋朝的灭亡已是必然之势,因此纷纷寻找着自己的政治依托和靠山,而李渊父子则是最佳人选,并且是他们的希望所在。
在李世民“密招豪友”的过程中,刘文静、裴寂为酝酿起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刘文静字肇仁,据《旧唐书·刘文静传》记载,此人“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隋末,为晋阳令,遇裴寂为晋阳宫监,因而结友”。李渊来太原出任留守,文静通过一段时间观察后,认为李渊“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刘文静又通过私下对李世民的观察,认为李世民必定能成就大事,因而对裴寂说李世民不是非常之人,乃天纵英才。
后来,刘文静因与瓦岗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李密结为姻亲,被隋炀帝下令投入太原大狱中。李世民深知刘文静是一位可以共同图谋大事的人才,便私下到狱中探望他。刘文静见李世民到狱中看望自己,心中明白他为何而来,便十分高兴地说道:“天下之乱,非有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李世民回答说:“卿安知其无,但恐常人不能别耳。今人禁所相看,非儿女之情相忧而已。时事如此,故来与君图举大计,请善筹其事。”刘文静见李世民毫无保留地向自己说明来意,图谋共举大事,便胸有成竹地谈出了自己对形势的分析,提出了起兵反隋的方略。
他说:“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山泽者万数矣,但须真主驱驾取之。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盗贼者,皆入此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聚,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君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
李世民听罢刘文静的一番见解,笑着说:“君言正合人意。”然而,李世民对于父亲的深谋远虑和行动部署,尚不十分清楚,更不必说刘文静了。
李世民与刘文静为促成李渊不失时机地及早起兵,决定利用裴寂同李渊的亲密关系进行说项。
裴寂字玄真,据《旧唐书·裴寂传》记载,此人“年十四,补州主簿。
及长,疏眉目,伟姿容”。在长安任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期间,与李渊已有结识交往。李渊来太原任职,裴寂此时正担任晋阳宫副监。李渊因“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
为此,李世民投裴寂所好,自己出钱数百万,命令龙山令高斌廉与裴寂赌博,故意输钱给裴寂。裴寂赢钱既多,十分高兴,每日同李世民游乐。李世民既已与裴寂结成亲密关系,便把自己想要敦促父亲及早起兵的实情告诉裴寂,裴寂答应从中相助。
一日,裴寂命令晋阳离宫中的两名美女在家中酒宴时侍奉李渊饮酒,饮至半酣之时,裴寂乘机向李渊说:“二郎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因寂以宫入奉(侍)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李渊见形势既已如此,便对裴寂说道:“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李渊起兵的想法由来已久,但是为谨慎从事,他只是偶尔向李世民透露这一意图,从未谈及行动部署,更没有向外人透露。这次李渊当着裴寂的面明确就起兵一事表态,表明起兵反隋一事已由策划进至付诸实施的阶段,起兵的步伐从此被加速进行。
李世民与刘文静、裴寂一道敦促李渊及早起兵,《旧唐书·刘文静传》亦记载道:当隋炀帝要将李渊押至江都问罪时,李世民派刘文静与裴寂共同向李渊进言说:“《易》称‘知几其神乎’,今大乱已作,公处嫌疑之地,当不赏之功,何以图全?其裨将败衅,以罪见归。事诚迫矣,当须为计。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以兹举事,可立大功。关中天府,代王冲幼。权豪并起,未有适从。愿公兴兵西入,以图大事,何乃受单使之囚乎?”李渊深以为然。
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记载,在隋炀帝要将李渊押至江都问罪时,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李渊听后大为惊讶,说道:“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说着,李渊便取过纸笔,想要写诉状向县官告发儿子。李世民心中有数,并不相信父亲真会向官府告发自己,不过是责怪自己如此大事怎可随意轻言而已。于是,李世民用缓和的语气向父亲诚恳地说道:“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李渊见儿子信以为真,便马上改口说:“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
第二天,李世民又劝说父亲道:“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罪,贼司尽乎?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故李金才无罪,一朝族灭。大人设能灭贼,功高不赏,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
李渊听后感叹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