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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佛教之盛兴（第1页）

第九章佛教之盛兴

汉魏以降，佛教盛兴，西域僧徒之来华者，后先相望。兹依《高僧传》略表于下：

《高僧传》，记载东汉永平至梁天监间著名僧人的传记。简称《梁传》、《皎传》。梁代僧人慧皎（497～554）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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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弘法之士，殆尚不止于此。《隋书·经籍志》称：“姚苌时，鸠摩罗什至长安，大译经论。时胡僧至长安者数十辈，惟罗什才德最优。”是仅姚秦一时，胡僧已数十辈。《高僧传》所载，特其著者耳。稽其踪迹，大抵自西域入关中，至洛阳邺中者居多。其南来者，或抵青州，或届南海，随缘所至，亦无定方焉。

当此之时，中土僧俗，亦多锐意西行求法。自朱士行

朱士行（生平不详），三国魏高僧，我国西行求法第一人。留有《大品般若经》抄本。

《高僧传》（释慧皎）：“朱士行，颍川人。少怀远悟，脱落尘俗。出家以后，专务经典。昔汉灵之时，竺佛朔译出《道行经》，文句简略，意义未周。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卷。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饶），送经梵本，还归洛阳。士行遂终于阗。”

至宋云、

《洛阳伽蓝记》（杨衒之）：“城北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云与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

《魏书·[imgalt=""class="i;srages09271792755。jpeg"]哒传》：“熙平中，明帝遣王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往西域求访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亦与偕行，正光中还。”

宝暹等，殆不下六七十人。

《续高僧传》（释道宣）：“齐僧宝暹、道邃、僧昙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结同行，采经西域，往返七载。将事东归，凡获梵本二百六十部。”

其最著者，为江陵辛寺释法显。

《高僧传》：“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人。三岁便为沙弥。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度流沙，凡所经历三十余国。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波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祗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经》、《方等泥洹经》等。显留三年，学梵经、梵书，方躬自书写。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同旅十余，或留或亡。停二年，复得《弥沙塞律》、长杂二《含》及《杂藏》，并汉土所无。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还。经十余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复随他商东适广州。举帆二十余日，夜忽大风，合舶震惧，任风随流，忽至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祗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论》，垂有百余万言。后至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

而月支之僧，如竺昙摩罗刹者，先由吾国而西，既乃还归中夏，则兼两方之事而一之焉。

《高僧传》：“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惟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弘法之事，莫重于翻译。汉开其端，而后累朝列国踵其事，译业之盛，殆无过于此时。兹据《开元释教录》表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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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音译为“勤息”。原为古印度出家修道者的通称，佛教盛行后多指出家的僧尼。

缁素，僧徒与俗众。缁是紫黑色，素是白色，僧徒着紫黑衣，俗众多着白衣，故号僧俗为缁素。

优婆塞，梵文Upasaka的音译，指在家信佛的男子。

翻译之法，多据梵本，间凭口诵。近人谓初期译业，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按

《高僧传》：“汉灵之时，天竺沙门竺佛朔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又：“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康孟详与竺大力译为汉文。”又：“支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己妙善方言，乃以集众本，译为汉语。”

是汉、魏时译经明有梵本之证。至朱士行等求经，则梵本输入更多。译人之兼释华梵者，众共推之。

《高僧传》：“竺佛念，凉州人。讽习众经，粗涉外典。其《仓》、《雅》训诂，尤所明达。少好游方，备贯风俗，家世西河，洞晓方语，华梵音义，莫不兼释。苻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昙摩难提等入长安，赵正请出诸经，当时名德，莫能传译，众咸推念。于是澄执梵文，念译为晋，质疑断义，音字方明。自苻、姚二代，为译人之宗。故关中僧众，咸共嘉焉。”

至法显、法勇等，直诣西域，专学梵书梵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