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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两汉之学术及文艺（第1页）

第三十二章两汉之学术及文艺

周、秦之学术思想，至两汉而结局，凡汉人之所从事，大抵为古人作功臣，不能特别有所创造。然因古代文明之递嬗，亦能于保存之中演为新制，而国基大定，疆域辽廓，又足以生国民宏大优美之思想，未可概以因袭鄙之也。又凡汉人之著作，与其所研究者，不尽传于后，观《汉书·艺文志》及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其书之亡逸者夥矣。以今所存，遽下定论，殊为未安。姑就著于世者，比而论之，其学术文艺，犹有千门万户之观。是可知汉人于吾国之文明，既善继往，兼能开来，非如后之言汉学者，第以经义训诂为一朝之学也。

世多谓汉武帝绌诸子，崇儒学，为束缚思想之主因。然古先圣哲思想之流传，实武帝之功。以功为罪，正与事实相反。观《艺文志》，即可知其说之不然。

钱大昭（1744～1813）：清代文字训诂学家。字晦之、竹庐，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钱大昕弟。著有《前后汉书辨疑》、《补续汉书艺文志》等。

《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盖汉初犹存挟书之律，惠帝虽除之，

《汉书·惠帝纪》：“四年，除挟书律。”

其民间之收藏隐秘，犹未尽敢公布。至孝武而后，诸子传说与六艺之文，始并充于秘府。恶得以董仲舒、卫绾之言，遽谓武帝“罢黜百家”乎？

《汉书·董仲舒传》：“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又《汉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武帝以后，学者犹兼治诸子百家之学，

《汉书·艺文志》：“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使武帝时禁人攻习异端，则向、歆父子，何必校定诸书乎？

汉以经书立学官，亦沿古者官学之法，如《王制》所谓“乐正崇四术立四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非汉人之创制也。至平帝时，广征学者，

《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复不限于经生。足知西汉末年，人之为学，广出诸途，不第专以经学教授也。汉初已有博士；

《汉书·儒林传》：“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

《后汉书·翟酺传》：“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

武帝时，初置五经博士；至东汉时，凡十四家。

五经博士，汉代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博士源于战国。秦及汉初，博士主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汉武帝设五经博士，教授弟子。《易》、《书》、《诗》、《礼》、《春秋》每经只有一家，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名。至西汉末，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宋书·百官志》：“汉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成之世，《五经》家法稍增，经置博士一人，至东京凡十四人。”

《续汉书·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其任用出于保举，

《后汉书·朱浮传》注引《汉官仪》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后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其举状曰：‘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卅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

然后策试，盖重其选也。

《后汉书·朱浮传》：“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举明经，唯贤是登。”

学官弟子，初置五十人，后以次增至数千人。

《汉书·儒林传》：“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

后汉国学尤盛，顺帝以降，太学至三万余生。

《后汉书·儒林传》：“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疏。”“顺帝……更修黉宇，凡所搆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自是游学书盛，至三万余生。”

按东汉太学，有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是盖从古未有之大学校也。以三万余学生，居千八百室，殆六室而居百人。就《后汉书》考之，其时太学生所居之室，盖甚宽大。如《仇览传》称：“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守之何固！’览不与言。融以告郭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是学生所居之室，日中可接宾客，夜可留宾止宿，必大于今曰学校寄宿舍矣。又其时讲舍与宿舍异处，如《朱祐传》：“祐初学长安，帝往候之。祐不时相劳苦，而先升讲舍，后车驾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无舍我讲乎！’”是其学生宿舍，与讲舍不连之证。宿舍中有客至，而学生升舍听讲，不与宾相劳苦，殆讲授有定时，不敢缺席之故欤？学生之势力，至于左右朝政，则兴学之效也。

《后汉书·党锢传》：“太学诸生三万余人，……更相褒重，……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武帝以前，郡国未有学校，而闾里自有书师。自文翁在蜀立学堂，

《汉书·循吏传》：“文翁，卢江舒人也。……景帝末，为蜀郡守。……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颜师古曰：“文翁学堂，在今益州城内。”

《水经注》：“文翁为蜀守，立讲堂，作石室于城南。永初后，学堂遇火，后守更增二石室。”

武帝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王莽柄国，特尚学术，郡国乡聚，皆有学校。

《汉书·平帝纪》：“元始三年，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东汉开国君臣，大都其时学校所养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