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胸怀天下
汉武帝要实现他的治国理想蓝图,他要使国家、社会的治理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然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解决汉初六十余年发展所面临的紧要问题。
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思想为指导,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的选择。如果历史条件与背景发生了变化,国家的指导思想也需要发生变化。
汉初人们对“无为而治”的理解,仅局限在“柔身以寺(待)之时”,就是说是当作术,当作统治方法来理解的。汉初对诸侯王、对匈奴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是因为朝廷没有力量对付他们,不得不如此。
如果有力量,条件变了,当然也就会发生变化。文帝时贾谊就提出应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治国。他认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是因为不施仁义,不行德治,而专任刑罚造成的。
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
因此,贾谊认为:以德教治国者,“德教洽而民气乐”;以刑罚治国者,“法令极而民风衰”,“衰乐之感,祸福之应也”。贾谊认为,儒家治国的特征是德治,法家治国的特点是刑罚,其结果是行德治者国运长久,任刑罚者短命而亡。
贾谊以秦二世而亡为诫,讲专用刑罚治国之害和以仁义治国的优越性,就是希望朝廷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治理国家。如把贾谊的上述言论与董仲舒《天人三策》一些言论加以比较,二者简直如出一辙。然而,汉文帝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不能不以“无为而治”的思想为指导。汉文帝需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崇节俭、少兴作,以便让民众集中力量从事生产,恢复经济。
汉文帝也需要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在一定条件下,对吴王濞那样的诸侯王和匈奴单于进行妥协,以免把全国拖进战乱中去。因此,汉文帝没有采纳贾谊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建议。
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为统治思想,西汉初期以黄老“无为而治”思想为指导。究竟能否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究竟在什么条件下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这是汉武帝即位后面临的重要问题。
汉初的文化复兴与国家的文化、学术思想政策问题。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下达焚书令、挟(藏)书律。此后,项羽又火烧秦宫,使秦宫中的藏书也变为灰烬。因此,及至汉初,社会处于文化沙漠的境地,恢复文化,开放书禁已呈迫在眉睫之势。
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律”。此后,口授的书可写在竹、帛上传阅,藏于夹壁墙中的书屡屡被发现。所谓“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
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为指导思想,在学术讨论中,即使在皇帝面前,各学派的不同意见也可自由进行辩论,而不是因尊黄老,就对其他各学派实行专制。
如景帝时,齐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辩论汤武革命。辕固认为汤、武诛桀、纣,天下人心皆归汤、武,所以是正义行为。黄生则认为帽子虽破还得戴在头上,鞋虽新也应当穿在脚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上下之分也。桀、纣虽失道,然而是君上;汤、武虽圣明,却是臣下。以臣下诛君上,不是武君是什么?
辕固最后指出,按黄生的理论,汉代秦,也是臣弑君吗?双方上纲都很高。汉景帝作结论时,只是说:“食肉不食有毒的马肝,不算不知味。
学者不言汤、武革命,不算是愚蠢!”如此息事宁人,不主观臆断,同时又引导双方不要让争论升级,这样开明的态度在古代应当说是难得一见的。
汉初的学术思想政策,可说是相当宽松和自由的,对最高统治者提出的问题,学者似乎都可以直言相告。景帝时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齐诗博士辕固问老子书。辕固回答说:“此是家人言耳。”窦太后认为他贬低老子,于是令他入猪圈刺猪,景帝认为辕固无罪,给了他一把刀子。辕固一刀正中猪心,猪应声而倒,太后默不作声,再没给他加罪。景帝认为辕固廉直,拜其为清河王太傅。
在汉初开明的学术政策下,实际上形成了尊黄老而兼用各家的局面。文帝就是一位以黄老“无为而治”为指导,又推行儒家“德治”,同时又是一位“好刑名之言”重法的君主。受文帝信任的晁错,则是既学“申商刑名”,又从伏生“治尚书”的兼学儒、法两家的学者。
汉武帝即位之后,面临着能否继承汉初开明的学术思想政策的问题,是尊儒术而兼用百家呢?还是尊儒术而对百家实行专制呢?
汉初恢复、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由于秦的暴政和其后战乱,汉初社会残破、经济凋敝,百废待兴。
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说,“道莫大于无为”。所谓“无为”,在当时条件下就是要“因民之疾秦法,顺流而与更始(除旧布新)”,就是要“扫除苛烦,与民休息”。这也就是《汉书·刑法志》所说的“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而去“便民”“利民”“便万民之利”。
这也就是说,汉初的“无为而治”是以民众的愿望、利益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汉初废除了秦代一系列的苛法,并采取了轻徭、薄赋、省刑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发展,同时又采取措施发展工商业。汉初在“无为”思想指导下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孝惠、高后时,“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孝景遵业”。
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在人口方面,列侯封邑在西汉前期的几十年间,人口大增,为原来人口的二倍至四倍。
从物价方面来看,汉初“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后随着生产发展,粮食增加,谷价一般在三十至八十钱之间,低时仅十余钱或更少,高时百余钱。
从劳动生产率看,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业人口年口粮四百八十六斤。汉初,马匹缺乏,天子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拉车,将相或乘牛车,马一匹值百金(百万钱)。
到武帝即位初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马的价格也降至一匹数千。社会上呈显出一派繁荣景象。
司马迁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除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但是,“物盛而衰,固其变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景象的出现,又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贫富分化,出现了兼并土地对劳动者“擅行威罚”的豪强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