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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第1页）

周三下午两点五十分，我站在市档案馆那栋有着高大罗马柱和灰色石墙的老建筑前。深秋的风带着寒意，卷起门口台阶上几片枯黄的梧桐叶，打着旋儿。我穿着款式简单的黑色高领毛衣和烟灰色长裤，外面套了件深棕色的牛角扣大衣，手里拿着一个半旧的皮质笔记本和一支笔。头发束成低马尾，脸上脂粉未施。这身打扮恰到好处地介于“专业”与“低调”之间，符合一个“助理”应有的形象——不会过分引人注目，也不会显得失礼。

推开沉重的包铜木门，室内的暖意和那股熟悉的旧纸张气味一同涌来。大厅空旷安静，脚步声被磨石子地面吸收得沉闷。服务台后面坐着一位中年女士，戴着细框眼镜，正低头整理文件。我走过去，声音不高不低：“您好，我和苏岳老师约好了，下午三点在影像阅览室。”

女士抬起头，从眼镜上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公事公办的审视，随即低头在面前摊开的登记簿上查找。“苏老师……嗯，提前打过招呼了。”她拿起一支笔，“姓名？单位？”

“许知予。目前是自由导演，在做老城区相关的纪录片项目。”我报上信息，语气平稳。

她在登记簿上写下我的名字，又在旁边备注栏里快速写了几个字，然后递给我一张浅蓝色的临时阅览证和一副崭新的白色棉布手套。“三楼，影像阅览室。苏老师预约的几卷特殊胶片已经提出来了，在靠窗的5号机位。注意，只能阅览和做笔记，未经允许不得拍摄胶片本身。阅览室内保持安静，手机请调至静音。闭馆时间是下午五点半。”

“好的，明白。谢谢。”我接过阅览证和手套。

沿着宽阔的、铺着暗红色地毯的楼梯往上走，两侧墙壁上挂着一些本城历史风貌的黑白照片，装在朴素的木质相框里。越往上，空气越安静，时光流逝的速度仿佛也越慢。三楼走廊尽头，一扇厚重的深色木门上钉着铜质的牌子：“影像资料阅览室”。

我推门进去。

空间比想象中更大，挑高很高，光线从一侧高窗射入，被厚重的窗帘过滤得柔和。几排深色的长条阅览桌整齐排列，桌上每隔一段距离便安置着一台老式的胶片查看器，屏幕微微倾斜，像一个个沉睡的方匣子。室内只有三四个人，分散坐着，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有查看器电机低沉的嗡鸣和偶尔翻动纸张的细微声响。

我的目光立刻找到了5号机位，在远离入口的最里面一排，紧邻着高窗。窗外是档案馆内部的一个小天井，能看到对面爬满枯藤的红砖墙。座位上没有人。但查看器旁边，已经摆放着一个深蓝色、边缘磨损的皮质胶片盒，盒盖打开着，露出里面几卷缠绕在黑色片芯上的胶片，像沉睡的黑色宝藏。旁边还有一本摊开的、厚重的牛皮纸登记簿，一支铅笔，和一副备用的放大镜。

苏岳还没到。

我走到5号机位，轻轻拉开沉重的木椅坐下。皮质座椅冰凉。我先将阅览证放在桌角，然后戴上那副白手套。棉布贴合皮肤，将指尖与外部世界隔开了一层。我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翻到崭新的一页，拿起笔，又放下。视线落在那个打开的胶片盒上。

胶片静静地躺在丝绒内衬里，标签泛黄，上面的字迹是手写的繁体，墨迹褪色，但仍能辨认出年份和大致内容：“1982年城南区街市风貌（民间捐赠）”，“1979年运河码头装卸作业（新闻片素材）”，“约1980年老城墙拆除前记录（业余摄影者）”。仅仅是这些标签，就仿佛打开了一条通往时光另一端的狭窄通道。

我抬起眼，看了看墙上的圆形挂钟。两点五十八分。

阅览室的门再次被轻轻推开。

苏岳走了进来。

她今天穿了一件浅烟灰色的羊绒衫，V领，里面露出白色衬衫的领口，下身是同色系的西装长裤，外套一件剪裁利落的深灰色薄呢大衣，此刻随意地搭在臂弯。头发依旧一丝不苟地束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和清晰的眉眼。她的脚步很轻，高跟鞋落在厚地毯上几近无声。脸上没什么表情，目光平静地扫过阅览室，然后径直朝5号机位走来。

我的脊背下意识地挺直了一些，手指在笔记本光滑的纸页上无意识地摩挲了一下。

她走到我对面，没有看我，先将臂弯的大衣轻轻搭在旁边的椅背上，然后拉开椅子坐下。我们之间隔着一张宽大的阅览桌，距离足够远，远到可以忽略彼此呼吸的存在。

“来了。”她开口，声音很低，仅能让我听清，是陈述句，没有任何问候的意味。她的目光落在胶片盒上，伸手，也戴上了旁边备用的白手套。动作熟练，手指修长，被白色棉布包裹后，更显出一种冷静的、没有人气的专业感。

“嗯。”我应了一声，同样简短。目光落在她戴着手套、正在检视胶片标签的手上。就是这双手。

她没有再多说，直接拿起那卷标着“1982年城南区街市风貌”的胶片，动作小心而稳定，将它安装到查看器的转轴上。机器发出低沉的启动声，磨砂玻璃屏亮起柔和的白光。她调节着旋钮，胶片开始缓慢移动。

黑白影像流淌出来。颗粒粗粝，画面偶尔晃动，但充满生机。狭窄的街道，两侧是低矮的砖木结构店铺，招牌五花八门，字迹斑驳。行人穿着深色或灰色的衣服，自行车铃声偶尔划过音轨。有挑着担子的小贩在叫卖，担子两头晃晃悠悠；有老人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手里拿着长长的烟杆；孩子追逐打闹着跑过镜头，留下一串模糊的笑声。

这是未经修饰的、八十年代初的城市记忆。与我正在拍摄的、即将消亡的老城区，形成了一种跨越四十年的、沉默的对话。影像里的许多场景，如今早已荡然无存，或被崭新的水泥楼房和规整的商业街取代。

我立刻被吸引了，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紧紧跟随画面。手里的笔无意识地在笔记本上划动，记录下时间码和粗略的印象：“02:15左侧店铺‘王记铁匠’招牌，门廊阴影层次”，“05:43挑担小贩特写，扁担弯曲的弧度与步伐节奏”，“11:20儿童追逐段落，景深变化自然，注意背景晾晒的衣物”……

苏岳操作着查看器，偶尔会暂停，将某个画面定格，然后用铅笔在登记簿的空白处做简短的标注。她的字迹很小，但依旧刚劲。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语言交流，只有查看器的嗡鸣，胶片滑过的细微沙沙声，以及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空气里弥漫着旧胶片特有的、微微的醋酸味，和档案馆恒久的旧纸张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