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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厚黑经商之诚信（第1页）

第十七章厚黑经商之诚信

一、诚实为经商之本

俗话说“无商不奸”，是指在商业经营时运用正确的谋略和计策来击败对手，而不是指在运营生产中的欺骗手段。所以，一个成功的商人总是具有诚实、公正、坚毅等难能可贵的品德。

吴舜文是台湾最有影响的女企业家之一，1973年她曾当选为台湾第一届十大企业家。她因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成就于1973年与1977年先后被美国肯尼迪学院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和圣诺大学名誉商学博士。

吴舜文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她具有守信、诚实、俭朴等很多难能可贵的品质。她毕生身体力行。结婚以后才上大学，40岁出国念研究生，70岁开始学书法。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属少见。

她经营管理的观念是众多人津津乐道的。她把“义”放在首位，“利”居其次，她把发展民族工业作为企业的崇高理想。在台湾企业家偷税漏税严重的情况下，吴舜文则是例外，1986年她是台湾纳税排行榜的冠军。

她经营企业，理想高、眼光远，不投机图近利，肯务本求实。她在研究发展上敢于巨额投资，在台湾也是出了名的。她投入巨资，兴建“裕隆汽车工程中心”，就是一个例证，她曾这样说：“投资设计中心的宗旨，是为了工业发展，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既然方向正确，就不如放手去做。如果成功了，就对大众有贡献；失败了，对历史有所交代，也相当光荣。”

她的工程研究中心，每年的研究经费达四亿元台币，每天耗资110万元台币。每年花费在买书上的经费就达150万～200万元台币。台湾前行政院院长孙运旋公开讲：“吴舜文是台湾唯一看到研究发展至为重要的企业家。”

吴舜文在管理中也实行了几条有效的改革，比如她采取“目标管理”，即由员工每年提出一份切实可行的年度计划，再分解为每月目标，据此检查工作。她还在台湾首创“三班制”。1960年她掌管台元纺织品公司后，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把两班制改成“三班制”，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发放同样的薪水，取得了良好效果。由此产生的是台元的工作效率与技术水准大大提高，产量增加，质量提高，产品打人了国际市场。

总之，吴舜文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她具有丰富的知识与高度的智慧，凡事追求完美。她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意志力坚强，好胜，不服输，同时也勇于创新。这是一个天生企业家的条件，难怪她把事业经营得如此成功。

松下幸之助最早创立松下公司时，尚不了解国家的纳税法规，因此为了决定纳税额，邀请税务人员到其公司来办公。当时松下公司做的是小本生意，营业额只有一些，因此很顺利地通过核准。但后来随着经营的扩展，松下将营业额一一呈报上去，300元、1000元、2000元……以后逐年增加为10000元、20000元等，从不虚报。此时税务人员还是亲自到办公室去调查，并摆出不信任的样子。公司人员十分恼火，但松下认为，诚实地呈报，无论赚再多的钱，本来就是世人的钱，不妨随他扣吧。由于松下坚持这种诚实纳税的原则，因而在一段时间后取得了纳税机关的信任，而纳税的事反而更加简单和顺利了。

可见经商的方针不同，各自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同。聪明的商人把钱看成是寄存在身边的东西，就能果敢有效地使用金钱，让金钱回归社会，既敢于承担责任，又能使我们所拥有的社会更加欣欣向荣。松下幸之助的这种经商的方针无疑是对社会有利，对企业有益的。

二、信誉就是财富

我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商以信为本”之说，海内外成功的华商都是恪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实、守信。以诚实获利，以信用获得美誉。

古时候，有信誉作为战争武器取得胜利的方法。著名军事家刘伯温曾说：战争是诈术之一，但作为战争的统帅却不能以诈术来统领军队。所以孟子说：“在军事战争中采用诈术不可损害自己的信誉。”刘伯温对商人的不讲信誉更为厌恶，他借《郁离子》之口说：“有人说商人是重财而轻信的人，开始我还不相信，现在我才知道真有这样的人。”孟子也说：对于商人重利轻信的固有习性和做法不能不谨慎小心。

战国时期，商鞅实行变法。为了取信于民，他先做了件立信的事。一天，他指着南门的一根三丈长的木杆说，谁能把它搬到北门，赏给十金。很多人不信，认为这根木头连小孩儿都扛得动，哪用得了十金？商鞅又说：有能扛去者，赏50金。这时有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果然赏给此人50金。这时老百姓才相信了，说：“商鞅是一个守信用的人。”这时他再推行变法，秦人皆信，变法很快推开了。由此可见，“言必信，行必果”是立信的关键。

纵观现代商业市场，信誉之战已成为企业生存的关键。取信于民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凡是应承的，都要做到”。这是作为当代商人所必须做到的。

“1968年，日本商人藤田田曾接受了美国油料公司订制餐具300万个刀与叉的合同。交货日期为9月1日，在芝加哥交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8月1日从横滨出货。

藤田田组织了几家工厂生产这批刀叉，由于他们一再误工，预计到8月27日只能空运交货。

藤田田就租用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707货运机空运，交了三万美元（合日元1000万元）空运费，货物及时运到。虽然损失极大，但赢得了客户的信任，维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保证了信誉。

像藤田田这样的著名企业家，将信誉看成是企业的唯一生命，似乎理所当然，然而，像未万春这样的个体户为了维护信誉而自甘损失，这样的举动更是令人感到钦佩了。

1987年6月19日，四川绵阳市个体户未万春，当众把一批价值1020元的假劣香烟、奶粉销毁，对于他来说虽然损失了1020元，但他不出售伪劣商品，赢得了信誉，赢得了广大顾客的消费心理。

一些企业为了眼前利益，大量制造、倾销低次产品，把自己很响的牌子砸了，这无异于杀鸡取蛋，只有愚人才这样做。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信誉更是商人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包玉刚争夺香港最大的码头———九龙仓的控股权，就是以其在香港银行长期良好的信用记录，与英国财团展开了一场收购与反收购战，在短短的几天里，调动了20多亿元现金，从而赢得了这场号称“世纪收购战”的胜利。包玉刚曾经说过：“如果在金钱与信誉的天平上让我选择的话，我选择信誉。”包玉刚重信誉、守信用的品格在香港商界、实业界、金融界是有口皆碑的。他那“言必信，行必果”的豪爽作风，使其朋友满天下。

包玉刚常说：“签订合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惯例手续。纸上的合同可以撕毁，但签订在心上的合同是撕不毁的。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应该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他恪守信用，从不夸海口，而是实实在在的一步一个脚印地扩展他的业务量。1970年，航运市场看好，许多公司都积极争取在日本造船，船厂几乎不肯接受订单。没多久，市场状况发生逆转，许多船只都租不出去，建造中的船只总吨位急剧下降。可是包玉刚仍然不断地向日本订船。1971年，差不多是在船运市场最糟糕的时候，包玉刚订造了六艘船，总吨位是150万吨，从而解了船厂的燃眉之急，所以，后来包氏在日本造船总是能一帆风顺，而且被日本的造船界誉为：“我们最尊贵的主顾。”

成功的企业都是那些讲诚、信的企业。金利来的开创者曾宪梓先生自始至终奉守“勤俭诚信”的经营理念：勤能补拙，俭能守业，而唯诚和信，则是长期取信于消费者，使金利来获得永续经营、开创名牌基业的根本所在。金利来的经营理念主要表现在坚持“不做骗人生意”这一朴素的商业道德观方面，具体体现在对产品的质量与品质的追求上，尽善尽美，一丝不苟，使消费者感受到购买金利来就是在享受上乘的、精美的产品，增强对金利来的信心。

所以商业上自古就信奉“店誉贵似金”、“人无信不立，店无誉不兴”、“千金易获，信誉难得”、“笨拙的店主只知赚钱，聪明的店主最重信誉”、“店门八字开，信誉引财来”、“商店信誉胜万金，一举一动要留心”、“信誉就是财富”。

三、诚信是经商之本

古往今来，“诚信”一向被中国人视为修身之本，是待人处世的道德规范。这也是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所重视的“贤能”的一个重要标准。儒家思想强调“民无信不立”，宣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要求商人要“笃实至诚”。从商品经济发展史来看，无论中外，商品经济越发达，商业精神越旺盛，就越是恪守信用。“无商不奸”这句话并不能反映商业的本质，也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其实，商的本质是信，而不是奸。因为成功的企业家都清醒地认识到：唯诚与信，才会给企业、给企业家带来较高的信誉。

李嘉诚从身无分文的打工仔，一跃而成为世界富豪，其创业历程充满艰辛。然而勤勉的同时，还需要诚信，唯有诚信，才能建立起信誉，才能成为“真正”的商人。李嘉诚正是如此。

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工业化形成热潮，港产工业品源源不断打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引起国际商界的重视。

长江塑胶厂经历过濒临倒闭的危机后，生机焕发，订单如雪片飞来，工厂通宵达旦生产，营业额呈几何级数增长。李嘉诚的信誉有口皆碑，银行不断放宽对他的贷款限额；原料商许可他赊购原料；客户乐意接受他的产品，派送大笔订单给他。

1957年岁尾，长江塑胶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公司总部由新莆岗搬到北角，李嘉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厂家分为两处，一处仍生产塑胶玩具，另一处生产塑胶花。李嘉诚把塑胶花作为重点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