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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8章 大审判（第1页）

首席检察官瓦西里·加尔金站起身，他的手中拿着一份厚厚的起诉书，声音低沉而有力：“被告阿道夫，作为纳粹德国的元首，策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下令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等无辜平民；被告赫尔曼·戈林，作为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主导了德国的军备扩张，参与策划了侵略战争，对占领区的资源进行了疯狂掠夺；被告海因里希·希姆莱，作为党卫队全国领袖，建立了遍布欧洲的集中营体系，亲手策划了无数次大屠杀，犯下了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加尔金逐一列举着战犯们的罪行，每一个名字、每一个事件都有确凿的证据支撑。法庭的投影幕上，放映着一张又一张照片：华沙战役中，饿死的市民倒在街头，孩子们瘦骨嶙峋，城市被轰炸后的废墟一片狼藉；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堆积如山的尸体、瘦骨嶙峋的幸存者、毒气室的编号、焚尸炉的浓烟，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景象让旁听席上响起压抑的抽泣声；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照片被投射出来，被日军屠杀的平民尸体遍布街头，妇女和儿童的惨状令人发指；731部队的实验记录被公之于众，活人被注射细菌、被冻伤实验、被解剖的画面，让许多法官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为了进一步证实罪行，检察官传唤了第一批证人。一位名叫索菲亚·彼得罗娃的白俄罗斯老妇人走上证人席，她的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眼神里充满了悲痛。“1941年冬天，纳粹进攻了明斯克，我的儿子死在了战场上，我和孙女躲在地下室里，有一天，纳粹的飞机轰炸了我们的街区，我的孙女被倒塌的房屋砸中，她才六岁啊！”老妇人哽咽着，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我亲眼看到纳粹士兵枪杀无辜的市民，抢夺我们仅有的食物，他们就是恶魔！”一位名叫埃利·wiesel的犹太幸存者随后作证，他的家人全部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自己也饱受折磨。“我们被纳粹士兵从家里赶走，塞进拥挤的火车车厢，没有食物，没有水，许多人在途中就死去了。到了集中营，男人、女人、孩子被分开，老人和残疾人直接被送进毒气室。我亲眼看到我的母亲和妹妹被推进毒气室，她们的惨叫声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埃利的声音嘶哑，眼神里充满了仇恨，“鲁道夫·霍斯，你这个刽子手！你看着我们被毒杀，看着我们被焚烧，你没有一丝怜悯！”鲁道夫·霍斯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被传唤到证人席。他面色苍白，声音颤抖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我参与了对犹太人、吉普赛人、政治犯的屠杀，前后共有……死在奥斯威辛……毒气室每天都在运作，焚尸炉日夜不停，那些无辜的人被像牲口一样驱赶、杀害……”他的证词还未说完，就被旁听席上的愤怒呼喊声打断。日本战犯的审判环节，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走上证人席。她的脸上带着狰狞的伤疤，那是被日军士兵刺伤后留下的痕迹。“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了都城，他们挨家挨户地搜寻，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我的丈夫被他们杀害，我被三个日军士兵刺伤，肚子里的孩子也没能保住。我亲眼看到他们将婴儿挑在刺刀上，笑着取乐，他们的行为简直猪狗不如！”李秀英的声音充满了悲愤，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敲打在在场每个人的心上。检察官还出示了大量的书面证据，包括纳粹德国的秘密文件、日本军部的命令、战犯们的日记和通信记录。阿道夫的《我的奋斗》被当作罪证之一，书中的种族主义言论和侵略计划昭然若揭；东条英机的军事命令被宣读，上面明确要求日军“彻底消灭抵抗者，不留后患”；曼施坦因在东线战场下达的“焦土政策”命令也被公之于众，命令中要求德军“摧毁一切房屋、粮食和水源，让斯拉夫人无法生存”。面对铁证如山，大部分战犯都试图为自己辩护。汉斯·弗兰克声称自己只是服从命令，对集中营的屠杀一无所知；威廉·凯特尔辩称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保卫德国，履行军人的职责；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则将责任推给了阿道夫和其他纳粹高官，声称自己只是一个理论家，没有实际参与屠杀行动。日本战犯的辩护更是苍白无力。东条英机声称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完全无视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各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松井石根辩称大屠杀是“战争中的正常现象”，试图为自己的罪行开脱；石井四郎则拒绝承认731部队的罪行，声称自己只是在进行“医学研究”。然而，检察官的交叉询问和确凿的证据，一一戳穿了他们的谎言。汉斯·弗兰克的私人日记被出示，里面详细记录了他对波兰犹太人的屠杀计划；威廉·凯特尔签署的屠杀命令被摆在面前，让他无从抵赖；石井四郎的实验报告被公之于众，上面的每一个数据都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法庭的气氛越来越凝重，法官们不时低头交流意见，旁听席上的愤怒情绪也越来越强烈。当检察官播放完最后一段纪录片，画面定格在一个被纳粹士兵杀害的孩子脸上时，维辛斯基再次敲下法槌，宣布第一天的庭审结束。战犯们被法警押解离场，他们的背影在苍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狼狈，而旁听席上的幸存者们则互相搀扶着，泪水依旧在眼眶里打转，他们等待着正义的降临。：（）1925：最美好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