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的华盛顿,正值北美大陆最凛冽的深冬。波托马克河冰封半尺,国会山与白宫之间的林荫道上,寒风卷着雪沫,像刺刀一样刮过行人的脸颊。但在这座城市的核心,一场足以改写人类未来格局的会议,正以密不透风的姿态,在国务院大楼与白宫椭圆办公室之间昼夜不休地进行。这场席卷全球的战火熄灭得比人预想的更早,也更诡异。欧洲大陆在战火余烬中完成了一次彻底的洗牌:除了孤悬海外的不列颠、保持永久中立的瑞士与瑞典、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以及爱尔兰这片偏安一隅的岛屿外,整片欧洲——从易北河到乌拉尔,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尽数成为红旗的土地。纳粹德国的崩溃并非终点,而是一场席卷整个旧大陆的社会革命的,苏联红军与欧洲各国共产党武装携手,将资产阶级政权、君主制度、殖民残余一并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建立起一个连成一片、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欧洲共产主义阵营。战争结束了,但和平还未降临。对大西洋彼岸的资本主义世界而言,1943年的欧洲变局,不是胜利,而是末日。曾经的盟友苏联,在短短一年内成为覆盖整个大陆的庞然大物,其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革命输出能力,让所有资产阶级政权感到窒息。英国本土虽未被战火吞噬,却已被红色欧洲三面包围,如同汪洋中的一叶孤舟;法国政府在本土沦陷、戴高乐宣布赤化后,早已沦为流亡政权,蜷缩在北美与北非的零星据点;荷兰、比利时、丹麦、希腊、南欧诸国,无一幸免,其王室与资产阶级内阁,尽数成为无家可归的流亡者。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下,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集结,在华盛顿拉开帷幕。1月12日,经过长达三周的秘密磋商,《北大西洋公约》正式文本在华盛顿宪法大厅签署。签字台上,落座的是一群失去祖国、或濒临绝境的统治者:英国政府首相丘吉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加拿大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澳大利亚联邦代表、法兰西流亡政府蒂埃里·达让利厄,以及其他来自欧洲、被驱逐出境的资产阶级政权残余代表。没有欢呼,没有掌声,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与窗外呼啸的寒风形成诡异的共鸣。公约文本措辞隐晦,却字字指向同一个敌人:集体防御、军事同盟、跨大西洋联防、对任何成员国的攻击视为对全体的攻击。表面上,它被定义为“抵御未来侵略、维护大西洋文明安全”的防御性条约,但在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份盟约,不是为了防御早已灭亡的轴心国,而是为了对抗那个横亘整个欧洲、兵锋正盛的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世界。签字仪式结束的瞬间,白宫对外发布简短公报,全文不过三百余词,却像一颗核弹,投入已然紧绷的全球舆论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正式诞生。消息以无线电波的速度,跨越大西洋,传遍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世界各国报纸以头版通栏标题炸开:《伦敦时报》(流亡版):《自由世界缔结生死同盟,抵御赤色扩张》《纽约时报》:《跨大西洋安全体系建成,二战后首个军事同盟确立》而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官方媒体统一沉默,只等待一个声音的定调——克里姆林宫的声音。资本主义世界将此举视为“救命稻草”“文明防线”,他们宣称,北约是和平的保障,是自由的堡垒,是对共产主义扩张的必要遏制。无数资产阶级政客、学者、媒体纷纷撰文,将苏联描绘成新的帝国征服者,将欧洲革命污蔑为“军事占领”,将自己的流亡与溃败,包装成“为自由殉道”。但他们都清楚,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北约不是战后秩序的重建,而是旧秩序的垂死挣扎,是一场尚未打响的新战争的宣战书。:()1925:最美好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