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战犯审判的问题便被提上了同盟国的议事日程。1943年5月下旬,苏美英三国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德意日战犯的审判事宜。会议一开始,便陷入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坐在会议桌的主位,面色凝重。他的目光扫过丘吉尔与罗斯福的代表,语气坚定地说道:“苏联在战争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数百万同胞牺牲,无数城市受创。德意日战犯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们必须在苏联境内接受审判,接受苏联人民的正义裁决!”斯大林的话语掷地有声,身后的苏联代表团成员纷纷点头附和。在他看来,将战犯留在苏联审判,不仅是对牺牲者的告慰,更是彰显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主导地位的重要方式。丘吉尔的代表立刻提出反对:“苏联的司法体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将战犯移送至苏联,无法保证审判的公正性。我们主张将战犯带到英美本土,或者受英美影响的中立地区,由多国法官共同组成审判庭,确保审判符合国际法准则。”罗斯福的代表也表示赞同:“审判的目的是警示后人,而非进行政治报复。英美两国拥有完善的司法制度,能够给战犯一个公正的裁决,也能让全世界看到同盟国的正义与宽容。”三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苏联坚持审判必须在社会主义国家境内举行,而英美则担心苏联会利用审判进行政治宣传,削弱西方的影响力。会议陷入僵局,会议室里只剩下钢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以及各方代表沉重的呼吸声。此时的国际局势,早已暗流涌动。随着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崛起,共产主义势力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法国、德国的左翼力量在战后迅速崛起。而中美洲联合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更是震动了世界——这个由托洛茨基主导、整合了中美洲多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继承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军事力量,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得知苏美英在战犯审判问题上陷入分歧后,中美洲联合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支持斯大林的主张。托洛茨基本人在声明中指出:“德意日战犯的罪行是针对全人类的,审判必须在能够代表正义的国家境内举行。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将审判地点设在苏联,是对牺牲者的尊重,也是对正义的扞卫。”法国、德国的共产主义政党也随即表态,支持苏联的提议,并表示将派遣法官参与审判,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共产主义阵营的统一战线,给英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此时,同盟国中的共产主义势力已然十分强大,苏联、中美洲联合苏维埃共和国、法,德等国家和组织,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合力。英美两国虽然实力雄厚,但面对日益壮大的共产主义阵营,也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磋商与调解,同盟国最终达成协议:审判地点由莫斯科改为列宁格勒,成为审判轴心国战犯的最终舞台。审判定于6月1日正式开始,届时,来自苏、中、美、英、法、德、中美洲联合苏维埃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官将组成联合审判庭,对德意日三国的所有战犯进行集中审判。而此次审判的对象,不仅包括东条英机、戈林等臭名昭着的战犯,还包括纳粹德国的元首阿道夫与日本的裕仁天皇。消息传来,各方反应不一。苏联国内一片欢腾,《真理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列宁格勒将见证正义的降临”的社论,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庆祝这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在列宁格勒,工人阶级自发组织了游行活动,他们举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高呼“打倒法西斯战犯”的口号,游行队伍绵延数里,场面十分壮观。而在英美控制区,舆论则一片哗然。《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这是共产主义势力的又一次扩张,审判的公正性将受到严重质疑。”《纽约时报》也写道:“将战犯移送至列宁格勒审判,意味着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正在下降,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东京的英美占领军司令部内,麦克阿瑟将军看着电报,眉头紧锁。他走到窗边,望着窗外被分割的城市,心中充满了忧虑。他知道,这场审判注定将成为两大阵营博弈的焦点,而审判的结果,也将深刻影响战后的世界格局。:()1925:最美好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