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一章 孝子贤孙（第4页）

民间财富取之不尽，又哪里会求之不得？用之不竭，又哪里会发生猝不及防的事？

牛羊繁盛，足以为祭祀之费。玉锦充盈，足以资政府礼用。不足，就向百姓借，哪会匮乏？

祭祀大典，足够应付宾客的需要。国防开支，足够应付战争的需要。不足，就向百姓借，哪会匮乏？

哎！立法的原则是以民为本，国家用度的充足就是由此而来，又何必强加赋税敛财呢？

这篇八股短短数百字，通篇对仗工整，行文平仄优美，而且在八股言语的严格形式之内，言之有物、入情入理，用寥寥数语就完整地阐述了一套治世理念。文中提出了藏富于民的理念，并主张用财政杠杆替代税收，可谓是一种很现代的经济学主张。

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要求只能在“四书”“五经”中选取主题，行文必须用古人的语气，而不允许自由发挥，而且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有对仗等要求，对于文章的字数也有限制。总的来说，是一种非常严格乃至于死板的行文规范。

由于考试必须用八股文形式，往往会扼杀考生的创意，因此遭到了很多文人的反对。在科考取士的制度中，很多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下大量的工夫研习八股文的形式，重文轻义，甚至于到了文字游戏的地步，这真是“一法立，则一法弊”。以后至后来著名学者顾炎武有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八股取士带来的危害还有，由于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人情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一旦考中为官，缺乏足够的常识来应付实务，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这导致了政坛吏治败坏、政治昏庸。

当然，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受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试，那就跟考试的形式无关了。跟八股文比起来，今天的应试教育中的种种规则的死板，并不亚于彼。如果强要说形式有好坏，我们只能说，适应时代的形式，就是好的形式。

少年时代的蔡元培，也像千千万万学子一样，勤苦地啃背与科考有关的儒学经典，研习八股文的写作。

事亲至孝——人品做文章

十几岁时，蔡元培对“四书”“五经”等经典的学习已是轻车熟路，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必修课。

蔡元培本来是天资聪颖的孩子，加上勤奋进取，所以在学问方面进步很快。他写古文时多用通假字、广引典故，很多词句普通人都读不懂，可老先生们却很欣赏。想必蔡先生一定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1]，这在当时的读书人里可是好究博学的一种另类的表现。

上面提到私塾老师王懋修先生，不只是八股名家，在他的严格教导下，足以给学生们参加科举考试指一条明路。像当时许多传统知识分子一样，王先生还深谙、推崇宋明理学，他经常满含感情地向学生们讲述当地先辈名儒刘宗周的故事。

刘宗周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恩师，人评其刚毅正直，因不满明奸魏忠贤乱政，回家乡绍兴创办书院讲学，影响很大，世称“蕺（ｊí）山老人”。后清兵攻陷浙江，刘宗周坚决不做清朝的官，绝食二十三天而死。

为表对刘宗周学问人品的钦仰，王懋修特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仰蕺山书房”。他在平日里常给学生们讲刘宗周的事迹，以之为士子的典范。

有时，他也给弟子们讲清初反清志士吕留良、曾静的故事。吕留良（1629—1683）也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学者，明亡后，他散家财以结志士，图谋复明。事败后，誓不事清，居家开馆授徒，后削发为僧，始终保持士人的气节。曾静（1679—1736）晚生于吕留良半个世纪，因读吕留良遗著，感其义节，秘密组织反清，事泄被清廷捕杀，清廷还将吕留良“剖棺戳尸”，这成为清代的一件大案。

身为弟子的蔡元培，听了王懋修先生慷慨悲绝的讲述，感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忠君报国的感情，被一种孤高人格所感染。后来他自谓“二十岁以前，最崇拜宋儒”，即与王懋修的影响分不开。

其实，这也是中式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

在中国的古代士人那里，学问、文章和道德、人品是不能分割的，本就是一体。正所谓“言传而身教”，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用人格的熏陶来教育后生，本就是中国传统教育里的一大组成部分。这种潜移默化式的教育，往往影响学子的一生。

这一点，我们从少年蔡元培的一些作为中就能看得出来。

“孝子贤孙”这个词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总有点儿贬义的意思在里面，用来形容那种愚忠和愚孝的人。那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式、颠覆式的洗礼。在传统社会里，“孝子贤孙”这个词是一个十足的褒义词，蔡元培本人是这样的一个典范。

蔡元培的叔父辈大多经商，但他有一个六叔父，也是一个读书取仕的知识分子。在传统的中国大家庭里，叔父宛然若父。蔡元培幼时的读书启蒙也亏得这位叔父，长大后离家远游的科考历程也多是由六叔陪同。

蔡元培少年时候在叔父的指导下接触了不少古代的史书和其他名著，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正燮的《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这个已经相当于是拓展知识面、扩展阅读了。这种家教式的教育方式在中国传统的大家庭里也很常见，古代的教育制度不像现代教育这样，有着分数和文凭的要求以及细化的分科，所以，初中级的教育功能完全可以在有文化氛围的家庭中实现。

六叔父既是长辈又是老师，蔡元培对他很恭敬。这位六叔有抽鸦片的嗜好，有一天夜里，他与蔡元培一边聊天谈学问，一边抽着鸦片烟，不知不觉在烟榻上睡着了。蔡元培侍立在旁，并不敢稍懈。直等叔父一觉睡醒后，发现蔡元培还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连忙叫他回去，蔡元培这才退了出去。这种奉敬师长的感情，完全是发自蔡元培内心的，也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程门立雪”的精神几可同类。

蔡元培还有一段割肉救亲的故事。

蔡元培的母亲很年轻就守了寡，一个人要拉扯三个孩子，长期的劳累使她老人家积劳成疾。蔡元培19岁时，母亲胃病加剧，服了很多药却一直不见好。他每天都在母亲身边侍奉，煎药喂饭，毫不懈怠马虎。

有一天，蔡元培听人说割臂肉入药可以愈病延寿，于是瞒着家人自己悄悄地找了把刀子，把左臂上的一小片肉割下来，和入药中煎好，让母亲服下去。蔡元培的三弟听说哥哥这么干，竟也仿效哥哥，割臂肉入药医治母病。这个行为让蔡元培兄弟深受左邻右舍乡亲们的赞叹。

在今天来说，这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但在当时来说，这是孝敬父母的最高表现。在同一个时代，还有一个割肉救亲的故事，发生在近代禅宗泰斗来果禅师（1881—1953）身上。来果禅师是湖北黄冈人，在他的《自行录》里有这样的自述：

余十八岁时，父染隔食病馀，饮食未沾，身体羸瘦，气绝如缕，百医难治，束手无策，衣衾棺椁已为备办，待死而已。每阅前贤多方行孝，挽救亲疴，我何人乎，其不愧欤？由是立誓，愿舍生命，赎父病痊，如不能生，誓死替父。即夜避去家人，孤身危坐，取快刀、饭碗、磨刀石，各件具备，以刀割裂胸口，不料割开后，刀口三寸宽四寸长，大气直冲，又恐气息不从喉出，乃急解裤带一根，当刀口束住，热气止出，气从喉上，方始放心，否则危急万分。迨至数日后，复求神佑，刀伤早愈，免使人知，令父不悦。即夜梦中见一老者在前，用手抹擦数转，无言而去。次早掀胸私看，刀口合缝，还复如故，诚心感召，神必有灵，可谓无妄矣。（西山居士注：此事虽难信，以来祖之品德，绝不会妄语，且有陈配侠医生于浴室亲见来祖近肝部有疤痕。）

由这两例也可见，在那个时代，传统的孝道是深入人们骨髓之中的。对父母的孝敬，再扩展到对他人的忠恕仁义，这些都造就着人们的刚烈之气和舍生取义的情操。由来果禅师的这一段自述，也可以联想，刚刚成年的蔡元培的血气方刚与对慈母的情怀，以及受传统的伦理观念影响之深。

但是，蔡元培挚爱的母亲终于没有抵挡住死神，撒手人寰。

母亲去世后，蔡元培悲痛欲绝、号啕大哭。为表达对母亲的哀思，他不顾家人劝阻，按照传统礼教中的指示，夜则睡草席、枕土块为母守灵，寄托悲哀。其兄弟看到这种情形，也把床设在灵堂，陪他一同守灵。不久，哥哥张罗着要给已经成年的蔡元培娶媳成家，蔡元培泣告兄长取消婚事，说，“母亲去世，我还没有尽完孝道的时候，决不能结婚”。

这时，蔡元培更加刻苦地读书，以便将来求取功名、光宗耀祖，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