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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家寡人（第1页）

§孤家寡人

得力大将死的死、走的走，只剩下一个仰天长叹的曾国藩。

曾国藩及其湘军退守江西后，虽咬牙坚持，困兽犹斗，但胜败参差，始终也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清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初八日，太平军分成几股打进江西境内，攻陷了义州，南昌城闻讯赶紧戒严。义州失守，受到关联的不仅仅是一个南昌，就连湖南“亦有东顾之忧”。因为义州与湖南平江、浏阳近在咫尺，太平军有从“此路窥伺长沙”之想。

曾国藩对局势看得很清楚，如果不能迅速消除义州这个心腹之患，那么三面受敌的湖南就“万难支持”了。虽然调罗泽南急赴义州进剿，但能不能“急急克复”，“以绝两省腹心之患”，曾国藩的心里也没有什么底。只能慨叹：“大乱之弭，岂尽由人力，亦苍苍者有以主之耳！”[5]

形势不容乐观，曾国藩不能不有所作为。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十三日，曾国藩派水师出击徐家埠，并委派知县李锟带领陆勇协同作战，烧毁太平军战船八十余艘，获得小胜。水师本欲乘胜拿下卡壩、梅家洲，却出师不利，以伤亡数十人的代价黯然收场。与此同时，塔齐布的陆营倒是比较顺利，在新坝击溃太平军，获得胜利。

就在曾国藩于江西苦苦挣扎之时，湖北局势骤然恶化。湖广总督杨霈兵败德安府，逃奔襄阳。咸丰帝一怒之下，将杨霈革了职。

对于杨霈的结局，曾国藩颇不以为然，因为他早就看出杨霈难得善终。不用说别的，就看杨霈手下的那些鄂勇一触即溃、趁乱抢劫粮台的恶行，就知道他必败无疑。《曾国藩年谱》就记曰：“鄂军在德安者屡败不振。”曾国藩甚至曾直接上奏咸丰帝说：“湖北兵勇不可复用。”

罗泽南没有辜负曾国藩的期望，先后击败梁口、乾坑、鳌岭、鸡鸣山等地的太平军，于同月十六日收复义州；萧捷三率水师击败太平军于鞋山；李元度破太平军于徐家埠，形势出现转机。

六月二十七日，湖南提督塔齐布赶到青山大营，与曾国藩会晤，共商“破贼”大计。两个人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未谋面了。生逢乱世，凶险难测，好友之间更多的只能是彼此的惦念，能够见上一面实属不易，不免感慨良多，有许多心里话要说。但身为将帅，曾国藩与塔齐布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供两个人感叹叙情，而是把注意力专注于眼下的战事。可一谈到战事不顺，就不能不使两个人感到窝心，曾国藩曾言：“言及顿兵江境，劳师靡饷，上负主恩，下失民望，两人惭愤交集，哽咽难言。”[6]

对湘军来说，眼下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浔城。因为太平军飘忽不定，驻守浔城的太平军忽多忽少，如果让塔齐布“分剿他处，则恐大营单薄，反为逆贼所乘；若令聚一处，则五千之众，久无成功，日对坚城，徒深胶着”[7]。而问题是，如果湖口的水师没有陆军的掩护，彼此“俱不可能得手”。奉命出击义宁的罗泽南能不能及时返回湖口还是一个未知数，这迫使曾国藩和塔齐布“不得不思所变计，以求有济于大局”[8]。

在纠结于浔城未破，而“顿兵已久，愤恨同深”的时候，曾国藩提出自己的想法，认为现在“宜移师东渡，会剿湖口，扫**东流建德一带，长驱直下，期与下游芜湖之师会合”[9]。

塔齐布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意思仍然坚持要打下浔城。他觉得自六月以来，湘军“攻城之具，增置完备，七月以内，即行大举攻剿，誓当力破此城，以雪积愤”[10]。如果拿不下浔城，七月底再移师东渡也不晚。

曾国藩采纳了塔齐布的意见。两个人还议定，曾国藩派三千平江勇攻打湖口，约定在七月十五以后，“两城同攻，水陆并进”，一举拿下如鲠在喉的浔城。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刚刚还在青山大营与曾国藩“会商攻剿之策”的塔齐布，竟然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卒于军”中。

九江陆营专弁飞报曾国藩说，七月十八日辰时，塔齐布命令部队出营，向浔城发起攻击。可塔齐布人还没等出营，“陡患气脱之症，昏迷不醒”，竟然在两个时辰之后辞世了。

闻此噩耗，犹如一记晴空霹雳，使曾国藩“不胜悲愣”。

失去这员不可暂离须臾的股肱悍将，曾国藩悲痛欲绝自不待言，还于次日急赴九江，亲自料理塔齐布的丧事，并安抚营众。

塔齐布之死，令曾国藩仰天长叹，无限痛惜地奏报咸丰帝说，塔齐布身殁，“不独臣军失此名将，大损声威；即东南众望所摧，亦均恃为长城之倚”[11]，并高度肯定塔齐布的功绩。

曾国藩说，塔齐布每次作战均一马当先，而命令兵勇跟随在他的后面，“不令出己之前”。如果别的营盘出现了危机，塔齐布就会毫不犹豫地“跃马驰往救援”。每次临战，塔齐布都会在不让其他将士知晓的情况下，单人独骑“相度战地，及察看贼营情形”。塔齐布曾屡次被太平军“狙伺追逼”而身陷险境，但塔齐布均能以弥天大勇，“从容御之”。曾国藩曾“迭次劝阻”塔齐布，身为主将，不应该这样不顾个人安危，屡次赴险。其他的将士也天天“谏止”。而塔齐布“气吞凶逆，不为怯惧”。就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慨叹，塔齐布“屡濒危险”而“得免于难”，是因为“常有奇缘”，有老天庇佑。

曾国藩举出了几个塔齐布深陷危境而终能化险为夷的例子。比如湘潭之战，塔齐布遭到太平军的围攻，他竟然“纵马越墙得脱”；在崇阳、黄梅战役中，塔齐布虽然两次负伤，但“均以麾下易马扶去得脱”；小池口之战，大批的太平军甚至抓住了塔齐布的马尾巴，塔齐布临危不惧，“挥刀砍之”，“卒能纵横冲突，转败为功”，就连太平军众将士都“惊以为神”。上述这些令别人听来胆寒的经历，在塔齐布那里却像是家常便饭，往往“雍容恬退”。

曾国藩认为塔齐布不仅作战神勇无敌，而且“宅心仁厚”，爱兵如子。比如，他把自己所得的薪水银两，全部拿去犒赏了士卒；经常与兵勇们“絮语家事”，“亲如父子”。塔齐布不但对自己的兵勇爱护有加，就是对失去战斗能力的敌军也仁慈相待。在洪山之战中，大批的太平军被围逼溺水，其中有很多士卒是未成年的孩子。塔齐布一见不由大哭。遂命令“不杀幼孩”，并救起数百人，全部发给盘缠遣回原籍。

塔齐布以治军严明著称，尤其是不允许兵勇“骚扰民间”。如果谁要敢违反，“秋毫必罚”。塔齐布的所作所为，堪称湘军的典范。

塔齐布之死，不独使曾国藩心肺痛彻，而且“军士、百姓，同声悲泣”，“远近官绅，并深惊悼”。

曾国藩请求咸丰帝“交部从优议叙”塔齐布，并“吁恳天恩”，准予在塔齐布“为功甚钜”的湖南长沙建立专祠，“以慰忠魂，而洽民意”。

屋漏偏逢连夜雨。

正当曾国藩因失去塔齐布而久久不能自持，料理善后之时，同月二十四日再传噩耗：水师营官游击衔、湖南都司萧捷三阵亡。萧捷三就是突入湖口而被困在鄱阳湖的那位“忠份内蕴”的骁将。曾国藩又急忙赶回青山水师大营，安抚那里的水师。

这是一个阴霾重重、祸不单行的七月。连失塔齐布、萧捷三两员悍将，使曾国藩痛心疾首，深陷愁苦而难以自拔。然而战局胶着，胜负难料，所以又不能不强打精神勉力支撑。心理和身体上的双重压力，令曾国藩疲于奔命，心力交瘁。

但让曾国藩稍感心安的是，在罗泽南等诸将的努力下，江西的局势似乎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先是罗泽南于七月十五、十六日“迭次大胜”、克复义宁。义宁“居万山之中形势险阻”，且“地连湖北湖南”，“一隅不靖，三省戒严”。所以，罗泽南拿下义宁，关系到“数省大局”，曾国藩认为罗泽南“为功甚伟”。接着，湘军水陆大军协同作战，兵发湖口，亦“累获胜仗”，“已和县城，湖内贼船焚烧将尽”。